——论何立伟小说中的历史纪实性和结构语态就某种程度而言，何立伟代表的其实是现实主义写作在时代中的一个过渡，他的小说继承了中国传统意义上古典韵致的意境美学，同时也有效建构了写作的主体性，完成了小说对于现实生活的虚构性呈现。他的小说既带有强烈的地缘性色彩，包含了自我生活概念中的经验范畴，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文学的追溯和想象，能够从混沌现实中提取浪漫的文化因子，从而构建起全新的浪漫现实情怀。就青年作家们的“寻根”而言，他们往往能够在自己的作品中呈现出一种对于文学主体以及语言古典韵致的复归，这种全新的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提取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一种对于历史的矫正，将曾经割裂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重新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自然关系下个体与历史的客观解构。而作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之一，何立伟的小说往往在自然语流上呈现出一种纯粹而错落的节律感，他擅长在诗化的文字中展现其含而不露的深刻意蕴，而其作品中强烈的抒情化叙事也使得其小说在磅礴的历史积淀中得以提取出真正的现实化视角。特殊时代的诸多隐喻和思考之外，历史真相与虚构故事之间的界限被模糊了，群体性的混乱之下，神鬼都应势而起。作为表达者而存在的作家们也在新的路径中不断开拓叙事边界，借此传达客观面目下的历史争鸣。一、多重语态节律限定结构技巧何立伟所代表的寻根文学，非常注重语言形态上的古典韵致，这种注重绝不仅仅体现在其对于意象、意境等诗词特有的语境观照，更体现在其对词句韵律上的细腻推敲。这是他们在文学领域上的叙事复兴，作家们希冀于寻找到“白话文”中的根，借此去实现大众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接下来，我们就从语言、文字和口语性质三个角度来阐述一下何立伟小说中的语态节律及其限制后的结构技巧。首先，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字，从其出现的伊始，都是为了表情达意的需求，语言是面对面社群之下用声音来表达意义的象征体系，而文字是在社会发展之后，由于空间或时间的阻隔而出现的传递的工具，因而在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语言足以传递经验，文字的效用是较低的。因而我们能够看到，即便是科举考试自古有之，但在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古代，文学文字的学习仍然是不够高的。在中国的语境中，文字是庙堂性的，当大部分人民只需要依据祖辈经验就可生存的时候，国人对于文字的效用是模糊的，因而，在这几千年的历史思潮影响之下，中国文论不可避免地需要强调语言上的白话感，才能够使得小说在自然语流体态下形成真正民族化、历史化的叙述。阅读何立伟的小说时，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小说中常常具有大段大段的对话，这对于作者的节律感是有强大考验的，相比较其他的文体，小说往往更加强调具体的实际感受和我们所说的可读性，因而，何立伟所建构的就是这样一种极其靠近生活语言、并在此过程中不动声色地完成了对语言之美的观照。以小说《耳语》为例，作者就是运用了极为生活化的笔法来塑造气氛和人物，同时，在语言的密度之下展现出了抑扬顿挫的情节之感。张细妹的人物性格是极为温软害羞的，她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文人传统的理想女性人格，小说除了她的诸多心态进行了描绘之外，更不断地写了严老六和细妹的对话。关于严老六要娶细妹进门这一事件，虽然只是一件事，但作者多次直观地描写对话，来展现两人的人物形象：“老六催道：你倒是答白呵。事情都到这种地步了，黄道吉日也都测好了，况且生米都煮成熟饭了，你未必还不肯答应我?细妹叹口气，说：我再三再四地讲，我没有那样的命，就不能享那样的福。一想起要进到你严家的豪门，我心里头都是怕。老六说你怕什么哦!细妹说我不晓得是怕什么，总而言之就是怕。”在这一段中，我们能够明确地感受到何立伟对于小说语气张弛的把控。从“老六催到：”再到“老六说你怕什么哦”，一张一弛的韵律节奏，使得人物的情绪得到了直观的展现。同样的语言把控在小说《北方落雪南方落雪》中也有类似的展现：“他跟她说话有一种支配者的语调。她仍是点头。是猎者支配猎物吗?点头是被俘获的柔顺吗?一个穿红衣的服务员走过来，她把房卡或钥匙交到每一个人手中。“四个人一间房，休息，待命，”她冷冰冰地交待道。她朝他望了一眼，仿佛忽然无助似的，是暗示什么呢?”排比式重复的贯穿结构、对语法贵发的冲突和推敲后的断句，作者无需在对人物进行什么情绪或是神态上的描绘，读者自然而然地能够感受到人物的心理活动。除此之外值得探究的就是中国语言的声调问题，众所周知，拉丁语系中是不存在声调问题的，只存在重音和非重音，只有中文才存在阴阳平仄，在这中语言的锤炼之下，才形成了中国独特的韵律感的表达。因而，通过以上对于语言的分析，或许我们能够对何立伟的小说笔法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感悟，事实上，我们一直在谈论的何立伟小说中的诗性和白话感，归根结底是对于生活语言的雕琢和再现。例如小说《明月明月》中：“他望到日头晒黑的她的一张脸，荡漾的是夹着倦怠的兴奋和夹着忧虑的爽朗。她说话甚至有了一种很惹人喜欢的坚决的响亮和坦真的明快。小马便想：好的，好的，好。小马又想起那个地名，心中响起一支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小马想：好的，好的，好。而下午，小马鼻子酸了一阵后，就离开腊子寨了，汽笛一声，从此没有再回来过。”在这一重对话之下，小说在语言中遵循了含蓄的表达和完全的语法规范，从想起女孩的脸，再到想起“遥远的地方”，同样是一句“好的，好的，好。”却平添了某种酸涩和悲戚的意义，重复的语句在此冲击了人物的情绪，得以实现了类似于古文中“歌以咏志”的效用。当然，要实现小说的自然语流的状态，小说还不断地强调了生活化的语句，从而挖掘到了中国民族文化中的潜在魅力，寻根文学中的“根”也自然而然地得以展现，依然是小说《耳语》：“她慢慢也就困着了。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她穿了水田衣走在灯笼巷里，一巷的人都围了拢来，说咦呀细妹穿新衣呵!说咦呀细妹你比辰河戏里的旦角还漂亮呵!说咦呀细妹你这是九天仙女下凡尘呵!她后来就醒来了。她听到胸口咚咚地跳。”“困着了”、“哟呵”、“咦呀”等等颇具生活形态的语言习惯，有效地为小说建构起故事背景，正如我们前面所谈到的，何立伟的小说往往是重氛围、重感觉，因而，小说在描写张细妹的梦境时，也是将她投掷于一个饱满的情绪背景之下，借此对叙事进程来进行解构。小说是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并叙述故事的题材，因此，小说的内容主题理当是叙事。然而在何立伟的小说中，我们却能够发现其对表意和氛围的塑造，甚至于他对于文字的雕琢锤炼，都是为其情节阐述服务的。在他的表意策略中，语言的韵律和语气上的抑扬顿挫，都成为了他描述情节的工具，读者能够在他的文字之中直观体会到人物的情绪。二、抒情概念下的历史矫正何立伟的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可以看作是抒情性叙事文学的代表，首先就中国的传统文学而言，如同宋词一般，可以看作是“婉约派”和“豪放派”，当然，何立伟的小说显然可以被归入婉约一派，在这种叙事的散文思潮之下，我们实际能够读解到的是一种文体之间的杂糅和蔓延，小说与诗歌的边界被模糊化了，在文学的谱系建构之下，我们显然无法以传统的小说格局来对何立伟的小说进行分析。除此之外，正如我们所了解的，何立伟所代表的寻根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托于历史背景所存在的，这里我们就从小说的审美范畴以及抒情概念之中来体悟何立伟小说中的历史反省和矫正。相较于我们这里所谈论的抒情文学，或者是大部分人所第一感觉到的所谓“诗性”文学，何立伟的小说在中国当代的文学史谱系中被称为是“民间风土文学”，也就是说，在何立伟的小说中，我们更注重的是其对于民族风土人情乃至乡土内涵文化的建构，而非传统的诗性抒情认知。的确，在何立伟小说的抒情式叙述笔法之下，他的文学语言往往能够呈现出一种现实与虚幻的边界模糊感，很长一段时间里，以其乡土小说为例，即使他从未在小说中直观地书写出地点和时间，但我们仍然能够通过其大篇幅的风土刻画来对小说背景有一定的感知。例如何立伟的经典短篇《白色鸟》中：“白皙的少年想:唉呀,要是把弹弓带过河来,几多好!然而立即又自行取消了这法西斯主义。因为那美丽和平自由生命,实在整个的征服了他。便连气也不敢大声喘了。四野好静。唯河水与岸呢呢喃喃。软泥上有硬壳的甲虫在爬动,闪闪的亮。水草的绿与水鸟的白,叫人感动。”诚然，小说的诗性笔触固然值得抓取，但其抒情概念下对于历史主体、个人、乃至于环境外物的关系提炼显然更加值得
转载请注明：http://www.0431gb208.com/sjslczl/671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