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张逸汉一生没有什么朋友，只有两个亦师亦友的同伴，这两个人一个横死江内，一个突然失踪，他们的离开，也带走了张逸汉对生活的最后一点希望，他不仅失明，而且成了人间的局外人。
（本文由真人真事改编，为保护隐私，人物为化名。）
初中毕业前，张逸汉眼睛出了问题。
他看不清东西，眼角总出现闪光，到最后眼前还出现了大块的白斑，到医院去一查，医生说这是视网膜脱落，没有什么好办法，继续发展下去的后果就是失明。
张逸汉对父母说：“我耳朵好，想学音乐，以后就算看不见了，也有一碗饭吃。”
“跟谁学？”父亲问。
“郝老师。”
郝思孝曾经是张逸汉小学时的音乐老师，会拉小提琴，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进了工厂当了工人，自此之后性情大变，再也不拉琴了。
“郝老师，我想跟你学拉琴。”张逸汉站在郝思孝家门口，等着他去上班。
对方只是摆摆手，没有同意。
整整一个星期，张逸汉每天都站在郝思孝家门口，重复那句话。
郝思孝一开始还摆手，后来就懒得理会了。
第八天的时候，张逸汉说：“郝老师，我要失明了。”
郝思孝停下脚步，摘下张逸汉的眼镜，看到的眼球浑浊不已，黯淡无神，叹了口气说：“我下班后，你到我家，我教你。”
如果不知道底细，根本看不出来郝思孝是个拉小提琴的体面人。
他穿着满是补丁的衣服，脚上套着解放鞋，每天都要喝酒，甚至到了不喝醉就睡不着的地步。
他喝酒不讲究，夏天喝散装的黄酒和啤酒，冬天喝70年代有名的七宝大曲，下酒的菜要么是一盘花生，要么是一碟毛豆。
在他的生活中，原本只有喝酒一件重要的事，后来多了教张逸汉拉琴。
张逸汉视力不佳，但耳朵好，在郝思孝的指导下，逐渐入门，跟音乐亲和了起来。
郝思孝看在眼中，倍感欣慰。一晃两年过去了，张逸汉从懵懂的新手，逐渐变成了老练的学徒。他甚至学会了郝思孝的一些绝活儿，比如说用勺子深入提琴上的两个F孔，根据音色变化，调整音柱位置。
张逸汉学琴，不交学费，郝思孝也不提，这让他的妻子十分反感，总是在张逸汉来学琴的时候摔盆砸碗。“你一个月才挣几个钱，天天要喝酒，白教人家两年，一分钱都不要，呆吗？”
“你不要无理取闹！”
“什么无理取闹，你讲讲道理！”
郝思孝跟妻子吵架的内容，张逸汉听得一清二楚，他也想交学费，但苦于没钱，只能以另外的方法报答老师。
每当有零钱的时候，他就买一瓶白酒，在郝老师家门口等着，一见面就把酒塞进他怀中，算是给老师的“束脩”。
学琴的第三年，郝老师对张逸汉说：“以后你一周来一次，我再教你几次，咱们师徒之情就算完了。”
两个月后的一天，到上课的日子，张逸汉照例在路口等郝老师，手里还拿着一瓶白酒，然而郝老师没回家。
第二天他再去的时候，从邻居那里得知，郝思孝死了。
前一天晚上，郝思孝没有回家，他一个人坐在江边喝闷酒，又哭又笑，大家以为是个醉鬼，过了一会儿，清洁工发现他刚才坐着的地方只剩下酒瓶子，过去打扫的时候，往江里一看，发现有个人趴在水面上，一动不动。
人们在浮尸上找到了郝思孝的证件，随后通知了家属。
失去了老师，张逸汉对音乐的兴趣逐渐褪去，只在每周末拉一段曲子，这既是保持手感的练习，同时也是对郝思孝的缅怀。
郝思孝死了之后，很快就被人遗忘，仿佛从来没有活过一样，张逸汉用拉琴的方法，让郝思孝又“活”了一段时间。
不久后，以前的同学插队去了东北，张逸汉望着窗外的小雨，轻声对母亲说：“我要去东北。”
母亲只是叹气，并不阻拦，倒是弄堂的干部对张逸汉赞不绝口：“要是年轻人都有你这样的觉悟，有什么事办不成呢？”
干部不仅给张逸汉戴上了大红花，还带来了一身绿色大衣，附近跟他一样获得绿色大衣的知青，全部被分配到了东北的兵团农场。
张逸汉所在的农场不一般，原本是个劳改营，里面有很多“二劳改”。所谓的“二劳改”，大部分是刑满释放人员，因为原籍不接收，他们无处可去，只能留在原地，继续劳动生活。
二劳改没有多少自由，仍然受农场的管理，自觉低人一等，所以和释放之前一样，干什么都听指示。知青来了之后，他们负责教授干农活的技巧，例如辨别农作物；清除田间的杂草；玉米的收割、扎捆、码垛等等。
张逸汉眼睛不好，用镰刀割草的时候，一刀砍在了自己的小腿上。
“这孩子怎么回事？镰刀还这么粗心？”管事的人埋怨道。
“他眼睛不好，看不清楚。”旁边的知青为张逸汉辩解。
“那行，你以后就跟老李做木工吧。”
老李是个二劳改，说是木工，其实就是为各种农具制作零件。老李看上去六七十岁，没有一点儿架子，对张逸汉十分客气，他也是上海人，说一口宁波味儿的上海话。
他不管干什么都点头哈腰，十分谦恭，张逸汉暗想：他这是在劳改营练出来的处事方法吧，想改也改不了了。
体谅到张逸汉眼睛不好，老李说：“你平时不用干活儿，多休息就行。”
张逸汉也不辞让，每天就坐在工棚里看老李干活儿，有时候无聊，他嘴里也会哼一些曲子，比如《G大调第三协奏曲第一乐章》——莫扎特曲；《E大调第二协奏曲第一乐章》——巴赫曲等等。
老李对张逸汉的曲子从来不发表意见，也不问名称，仿佛没有听见。
东北的农场，辽阔、寂静，也很沉闷，张逸汉无比想念拉小提琴的感觉，他问老李：“这里有人拉小提琴吗？”
老李左顾右盼，小声说：“没有见过，你要做什么？”
张逸汉说：“我想拉琴，手痒。”
老李顿了一顿，说：“如果去买，一把普通的琴要多块，这不是一笔小钱。”
“你还懂琴？”张逸汉对老李的回答很是意外。
“懂一点皮毛，其实如果不嫌麻烦，也可以做一把。”老李转身在工作台上敲敲打打。
张逸汉来了兴致，跑到老李身前，高兴地问：“怎么做，你会吗？”
老李没有抬头，慢慢说：“会，琴面要用无节直纹的白松，不能有密集的节疤，本地产这种料子，不过必须要干透的。”
老李把造琴的步骤说了一遍，比如如何压制侧板、如何用鱼鳔熬胶、如何开F孔等等，张逸汉听得是目瞪口呆，他没有想到，在这边境上的农场里，竟然有一位会制作小提琴的高人。
然而，造琴所需要的材料太复杂，一时之间无法凑齐，只能暂且作罢，不过，从此之后，他对老李倒是刮目相看，格外敬重。
过了两个月，农场要搞文艺演出，需要组建个乐团，巧的是场部有小提琴，正好缺一个会拉琴的乐手，张逸汉报名参加了。
这个文艺小队，基本上都是各分场的上海知青，有不少都是张逸汉的同学，大家在场部的空屋子里排练，张逸汉把老李也带上了。
“怎么还叫上了个二劳改？”有人不满道。
老李当没听见，坐在一边，张逸汉说：“老李给咱们烧炉子烧水。”
房子里有一架老旧的风琴，加上张逸汉的小提琴，一个单簧管、一个长笛，另外还有中式乐器二胡，差不多就组成了简单的乐队。
他们排练的第一首曲子是《保卫黄河》，因为不太熟悉，磕磕绊绊的，然后是《游击队歌》，配合得渐入佳境，等到《歌唱祖国》的时候，已经有模有样了。
老李突然站起来，挺直了往日里略驼的背，挥舞着通炉子的铁条，兴奋地说：“好呀，真是好！”
排练的知青们全都一愣，他们没想到这个二劳改还懂音乐，只有张逸汉露出微笑，知道老李终于藏不住了。
老李手舞足蹈地说：“我在工部局乐队拉梵婀玲（小提琴的音译）的时候，我们排练配合都没有你们快！”
听到这话，在场的知青全都震惊不已，他们是学音乐的人，知道工部局乐队在上海的地位。
解放前的上海还有租界，租界管理者成立了这么一支专业乐队，由意大利音乐家马里奥·帕奇（梅百器）担任指挥，乐队集合了一批全世界出类拔萃的乐手，直到日本侵华前，实力始终是东亚第一。
有个知青怯生生地问：“侬就是老上海讲的‘洋琴鬼’？”解放前的上海十里洋场，中西文化交融，洋琴鬼实际上是称呼演奏外国乐器的中国乐手的专用名词。
老李点点头：“是的，是的。”
大家一下子对老李的身世很感兴趣，毕竟当年能在工部局乐队演出的中国人，基本上都是乐器高手，称得上是演奏音乐家。张逸汉也十分错愕，他知道老李是个懂音乐的人，但没想到他居然如此深藏不露。
“讲讲，当时是什么情况？”有人问。
老李慨叹一声：“我们在兰心大剧院演出，每个星期都要去，乐队里有很多小开（老板的儿子，类似富二代），观众里也有很多小开，出手特别阔绰，平时生活吃穿不愁，咖啡也是想喝就有。”
“那你怎么不拉小提琴，跑来这里了？”有人问出了大家的疑惑。
老李尴尬一笑：“日本人打进上海，租界没了，我就逃去扬州，因为要吃饭，把梵婀玲都当掉了，兵荒马乱的，没有当几钿……”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有的痛斥日军的残忍，有人替老李惋惜，总之，排练暂停了。
老李不喜欢这样的氛围，他把大家的注意力又拉回音乐，指出在排练《歌唱祖国》的时候，有谁走音了，有谁谱子不熟。
本来心高气傲的知青们，此刻都谦虚了起来，面对老李的批评，照单全收，没人反驳一句。
就在这个时候，有农场干部推门进来，人还没露脸，声音先进了屋：“我看看你们排练的怎么样了，马上就要演出了，可不能丢人！”
张逸汉朝大门望了一眼，眼神刚转回来，发现老李没了刚才的神气劲儿，蜷缩在火炉旁边，用铁条扒拉炉灰，这种样子他可太熟悉了，就是老李平时用来示人的驼背模样，麻木、恭敬、低眉顺眼。
从排练室出来，整整一个冬天，老李再也没有恢复过真的自我，依旧是标准的老李，不管见谁都唯唯诺诺，点头哈腰。到了春天，场部决定修整河坝，很多二劳改都要去干活，老李也接到了命令，临走时他对张逸汉说：“小张，我过段时间就回来，你把木工棚看好了。我听说别的分场仓库里有一把老提琴，也许能弄过来，我修一修送给你。”
张逸汉勉强挤出一个微笑说：“好，我等你。”
三个月过去了，老李没有回来，张逸汉的视力愈发恶化，半年过去了，老李还是没有现身，跟他一起去的二劳改们，也都没有回来，张逸汉的眼睛近乎盲了。
“给你办了病退，回上海吧。”这是张逸汉插队时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抵返家中，张逸汉整日窝在沙发里，腿上放着一把小提琴，他始终不拉，只是来回摩挲着琴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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