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奴隶栽种出来的美国棉花，大概是说明一地的科技进步，如何导致他地人民蒙受苦难和不幸的绝佳例子，但这样的例子不只这个。麦考密克收割机征服美国中西部，使自有土地的家庭得以大规模耕种、获利，对麻线的需求随之暴增，其中许多麻线来自墨西哥犹加敦半岛。而为种出低成本的赫纳昆叶纤维，半岛上引进了近乎奴隶待遇的工作环境。
在其他例子里，对社会的冲击一样强烈，但较难估算。19世纪末期丝绸贸易的繁荣，使日本乡下女人的工作时间拉长，但也使她们的收入更趋近于男人的收入，如此造成的权力、生活风格、态度上的转变难以察觉但影响深远。在另一些例子中，结论还有待分晓。以欧洲和北美为主要目的地的西非可可出口的增长，最初利用了大量非自由劳力，但久而久之，人们创造机遇以推动对自由劳力的使用，或许力度比许多政府本应为消除奴隶做得还要多。
但市场本身不会许诺持续的进步：年代起，突飞猛进的世界可可价格及其他变革削弱了劳力的议价能力，而成本意识较弱的土地所有者在许多情况下转而采用人贩带来的非自由童工和青少年劳力。但不管它们对当地社会的冲击为何，全球贸易、专门化、商品的制造（和再制造），不断在向前推进。例如，棉花从只是众多纤维植物的其中一种，摇身一变成为全球的货币本位商品。在此，植物本身的物理特性举足轻重。例如亚麻种植非常费工，得密集施肥，且人类花了更长时间才弄清楚如何用机器将亚麻纤维纺成纱。
因此，尽管亚麻工业屹立已久，在工厂和大种植园蔚为主流的时代，亚麻在许多用途上都敌不过棉花。爱尔兰、西里西亚和其他亚麻产地，都经历过赔本教训，才得知这一事实。就其他产品而言，供给瓶颈所导致的荣景，蓬勃一如棉花所呈现的情形，但维持没那么久，由于化学的介入，土地密集和劳力密集的解决方法，让位给科技办法。我们已探讨过橡胶和鸟粪，但还有许多例子也值得探讨。
花生这种获利微薄的食物，大部分是为自己食用而种，但当花生油经证实是好用的工业润滑油，花生突然变成热火的商品；华北那些种不成别的作物，因而向来不值得占为己有的沙质地带，因为适合种花生，随之引发激烈的抢地纠纷。但这种繁荣来得快，去得也急，首先遭到更便宜的印度、非洲花生的打击，随之遭到新化学方法的削弱。在其他地方，这种繁荣、萧条周期，带来的伤害更大。亚马孙橡胶业式微时，受引进来采集树液的工人，转而尝试清除林地开垦耕种。
森林土壤浅薄，原有树叶浓密的林木提供落叶以填补流失的土壤，砍掉林木，迅即造成生态灾难。咖啡业为期更久的繁荣，为巴西庞大的大西洋森林带来更惨重的伤害。当地人砍倒林木开辟农地，首先用以种植木薯，后来用以种植咖啡，造成严重的土壤流失问题。但罪魁祸首不是无知。技术愈落伍的农民，带来的伤害反倒愈小。真正的灾难来自现代咖啡农和他们的铁路，铁路使再深的森林都变得可以进入，把土地变成商品。
巴西的土地最初看似开发不尽，投资巴西者往往是与当地雨林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对当地原住民和雨林共生的方式几无了解的外国人。因而，在巴西，土地的开发或许特别罔顾当地人和当地生态的福祉，但管理更良善的企业，依旧无法免除这难题。事实上，现代的经济开发观根本和生态稳定无法并存。分工和专门化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但专门栽种特定一种作物，与生物多样性背道而驰。失去生物多样性的坏处之一，就是使生态系经不起外来的冲击。
作物的标准化（从数百个品种的小麦或稻米中挑选出一些来栽种），也是现代经济发展的要素之一，因为只有可互换的产物可以在未见实物的情况下交易，而这种标准化作为也降低生物多样性。更根本的问题在于自新古典经济理论问世以来，该理论一直抱持某种“劳动价值论”，也就是认为某物的价格取决于将该物送到市场所需的劳动时间多寡，取决于借由运用该劳动时间生产商品所放弃掉的生产量（或其他好处，例如休闲）。
其实，在李嘉图之类经济学家正式提出这一观念之前，它已见于洛克哲学作品、笛福《鲁滨孙漂流记》之类英格兰经典名著里，关于“自然状态”和财产源起的种种看法中（马克思主义作为这些经济学理论以外主要的替代解决方案长达百年，但在这一领域里，它完全不是扮演替代解决方案的角色，因为它抱持一种特别严苛的劳动价值观，证明“自然的免费馈赠”之遭到悲惨低估有其道理）。但这往往与我们所认为的物品天然固有的“价值”相冲突：少有人认为红杉的价值可借由砍掉红杉的劳动量来充分估量。
与此同时，我们归之为“天然固有”的价值，往往是由我们自己的好恶而非科学法则所决定。不管红杉有何优点，从严谨的生物学观点，很难解释为何一棵古老雄伟的红杉比两棵较年轻的红杉来得好：事实上，较年轻、生长较快的红杉，提供的“森林服务”反倒更多，例如为空气提供氧气。将某地评估物品价值的社会、文化法则代之以全球性法则，或许后果非常严重，但我们至少知道如何以生态学用语或经济学用语，去描绘、比较“事前”和“事后”的特点；但我们拿商品在市场上的价值和其天然本有的“价值”相比较时，我们是在做重要但更为晦涩难解的事。
通过长距离贸易解决问题，往往也为代表这其中全球化、商品化一方的外人（通常是欧洲人），带来无人猜测得到的后果。毕竟他们也来自“地方”文化和社会，而这些文化、社会不可避免在当地资源和当地做事方式出现外来的替代性选择时受到影响。欧洲人、北美人所引进的那些堆积如山的鸟粪，最终证明并非取之不竭（鸟粪开采的荣景一结束，那些鸟粪产地立即回复到该产业初兴时的贫穷景况），但开采养分、运到农田的构想仍大有可为。
这构想最终孕育出合成肥料（基本上合成肥料在将煤或石油转化为植物成长养分），且这种地力保存方式，如今已完全取代旧式的地力保存方法，即精心修改无数种种子以适应当地水土特性的旧方法。数代以来细心累积的地方知识（数百万农民的主要“人类资本”）变得不合时宜，于是，在推广制式种子（这种种子本身成为国际上重要的贸易商品）和施用化肥这种新农业方法的人士眼中，传统农民变成“无知之徒”（由于有机农业受到重视，那古老知识有许多部分，最近才为人所重新发现）。在努力培育基改作物的今日，这过程似乎又将重演。
获专利保护的基改作物种子，具有某些特性，使它们得以用最理想的方式因应特定专利肥料、杀虫剂之类东西。但在这种生物学标准化的时代环境下，社会仍创造出料想不到的“需要”，为原本不值一顾的东西，引爆出迷你淘金热般的追逐热潮。例如新近发达繁荣的华南，创造出对象拔蚌（栖息于美国太平洋岸的巨蚌）的突然需求，从而使辛苦讨海的渔夫致富，且很可能使这种蚌最终绝种。在美国，水资源不足和高劳力成本，已促使美国人开始寻找长得较慢、生命力较强韧、更耐旱的草种，以便培育来供下一代美国草坪使用。
数百万旧时代农民若得知这事，想必觉得这是可笑的历史反讽。那些推广制式棉花、移植橡胶树、从事诸如此类作为者的继承人，如今开始急急忙忙四处寻觅，心想在铺砌路面的隙缝里或铁路桥墩的下面，或许可以找到一丝丝向来受冷落的生物多样性，以满足新需求。将近五百年前第一批葡萄牙人登上巴西海岸时，遇见了沿巴西东南海岸一路蔓延且深入内陆的辽阔大西洋森林。一些欧洲人为它的磅礴辽阔而瞠目结舌，以欣赏自然美景的心情看待它，但大部分欧洲人视其为可怕动物的出没之地，或前进的障碍，或值得砍伐利用的资源。
他们是真正的见树不见林，要到砍伐殆尽，才会看到这森林。因此，过去，经济学上的估算总是流于短视。有数百年时间，巴西人都是寅吃卯粮，消耗本应留给下一代的东西来维生。不砍树，清出空地，人根本无法在浓密的大西洋森林里过活，但人可以和森林共生。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原住民与这森林共生已历四百个世代。他们大抵以狩猎、采集为生，但也发展出先进的刀耕火种农业。这种农业方法放火烧掉树林和下层灌丛，但每隔几年就得迁居别的林地，让清出的空地再长出树木。
结语
原住民人口只有三百万，分布在如此辽阔的地域，聚落分布非常稀疏，因而对大部分森林几乎都未造成伤害。他们的食物大部分来自森林里的鱼和猎物，因此他们很快就能察觉某地是否过度狩猎，该迁居他处，以让该处动物恢复数目。
转载请注明：http://www.0431gb208.com/sjslczl/461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