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排旧房子前面，一面国旗在山风里飘得很厉害，旧房子里传出一阵读书声……”这是小说《凤凰琴》中关于乡村小学的经典场景。
年，作家刘醒龙发表叙写“乡村教师”命运的中篇小说《凤凰琴》。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当数量的中国乡村教师而言，这部作品曾让他们“抱头痛哭”，却又是不忍搁下的枕边读物。
《凤凰琴》及其续篇《天行者》，被认为是一部完整展现20世纪后半叶中国乡村教师命运与中国乡村教育史的文学作品。《凤凰琴》的发表对当时全国万民办教师转正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
而今，在《凤凰琴》发表29年后，湖北诞生了一个“凤凰琴村”。
故土上诞生“凤凰琴村”
今年11月，张家寨和螺蛳港两个行政村正式合并为凤凰琴村，张家寨村正是刘醒龙的第一故乡
冬日初临，太阳正暖。
穿过敞亮的马路和两侧的农田，拐角处一道宽敞的坡路上，一栋三层小楼映入眼帘。鲜黄色的瓷砖贴满房屋的外墙，在南方的冬日里格外耀眼。
老人黄新元放下手中一碗热气腾腾的藕汤，踱步到屋外，笑脸相迎。
“您是张家寨村的吗？”记者问道。
“是，不过现在应该叫凤凰琴村了。”老人笑答。
这个与文学作品同名的村名，是湖北团风两个村合并之后，由当地的村干部、村民代表投票选出的新村名。今年11月，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团风县上巴河镇张家寨和螺蛳港两个行政村正式合并。
两个村之间隔着一条小河沟，原来各有人左右。按照“合村并组”相关政策，人口不足1人的行政村需要进行合并。两村合并之后，新诞生的“凤凰琴村”有0多人。
张家寨村正是刘醒龙的第一故乡。
刘醒龙出生在江边小城黄州，1岁多的时候，便因父母工作调动来到大别山腹地的英山县。
《刘醒龙文学回忆录》中，记载着他对故土深情的叙述——
“爷爷的名字如今赫然刻在老家团风县上巴河镇张家寨村的一座小山上。在那块刻着爷爷名字的石碑面前，我年年清明都要回去下跪祭拜。石碑后面的那抔黄土是爷爷永远的故事……”
刘醒龙至今记得第一次随父亲回到故土的情景。那年，他30多岁，同父亲正在小山上走着，找寻长辈的墓地。突然不远处有人喊父亲的小名，是什么名字并没有听清，只见那人指了指另一处山头，用乡音告诉父亲，墓地在那边。
“那个时候父亲60多岁，在我印象中，他平时笑都很少笑，却面对着很荒凉的一个土堆，突然跪下去磕头，那种震撼一生难忘。”湖北省文联主席刘醒龙在武汉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那一年，父亲在芭茅草丛生的田野上，找到一处荒芜土丘，惊天动地地跪下去，冲着深深的土地大声呼唤自己的母亲。我晓得，这便是在我出生前很多年就已经离开我们的奶奶。接下来，我的一跪，让内心有了重新诞生的感觉。”正如他所写，“乡土看似有根，实在是一种漂泊。这样的漂泊者对于故乡的梦想与怀念，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
正是这次寻根之旅，让刘醒龙和故土在精神上有了更深的连接。此后，刘醒龙每年清明节都来张家寨村祭祖扫墓。
61岁的刘爱国是新组建的凤凰琴村的党总支书记，也是之前张家寨村的老支书。“新村名经过了村民投票，村里直接参与投票的有多户。”刘爱国说。
记者近日来到这处新村落所在地，刻有“凤凰琴村”鲜红色字样的门牌已经挂在了新的村委门口，门牌上还扎上了鲜红的绸布制成的大红花，一派喜气洋洋。
刘爱国给刘醒龙打来电话、发来照片，告诉他新的“凤凰琴村”挂牌了。电话那头的刘醒龙有些惊讶，又有许多不可名状的感动。
“随着乡村的进步发展，不再是用简单的村、寨这类最原始的文化符号来给一地留下标记，而是用某一种文化热点，或是有更广泛意义的文化符号作为家乡的标志，说明村民在文化品位方面有了更高的追求，我为这样的乡村深感欣慰。”刘醒龙说。
人手一册《凤凰琴》
“你怎么了解我的情况？”那几位乡村教师紧握刘醒龙的手问道，都认为作品所写的民办教师就是他们自己
为什么想到以一部文学作品来命名？
当地村干部告诉记者，第一个提出这个想法的是范秋轩，上巴河镇政府二级主任科员。
尽管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事情，范秋轩对当时乡村教师人手一册《凤凰琴》的画面仍记忆犹新。“我当时去一些村里的学校，怎么走到每一所学校，都能看见老师的抽屉里有一本《凤凰琴》。我翻开看这是本什么书，读来出人意料地感动。”
年底讨论合村并组后更名的问题，范秋轩率先提议改为“凤凰琴村”。“这部作品有影响力，我把‘凤凰琴村’的来历讲给村民听，他们也很赞同，希望借助文化知名度，把家乡建设得更好。”范秋轩说。
刘醒龙的中篇小说《凤凰琴》年首发在《青年文学》。小说讲述了坐落在大别山天堂寨脚下的界岭小学发生的故事。界岭小学只有5个人：余校长、副校长邓育梅、教导主任孙四海、余校长的爱人明爱芬，再加上新到这所学校的青年教师张英才。这5个人全是民办教师。即便学校运转艰难，民办教师待遇极低，生活过得异常艰苦，但他们仍然坚守在为农村“扫盲”、为学龄孩子启蒙的一线岗位上。
小说中，一群小学生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和着一支笛子和一把口琴吹奏的国歌，站在破旧的校舍前升起国旗的场景，已成了文学艺术作品中关于中国乡村教育与乡村文化精神的经典画面。
小说中张英才喜欢弹奏的凤凰琴，代表着一种身份的隐喻——在当时的乡村，只要听到哪个屋子里有凤凰琴的声音，就知道在家里大概有个乡村教师。凤凰琴是20世纪50年代末为了推进文化的普及而设计的，弹凤凰琴需要识简谱，在乡村弹奏凤凰琴的都是当地的文化人。
回忆创作的初衷，刘醒龙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民办教师非常普遍，几乎每个村办一所小学。他的高中同学当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当民办教师。而这些相熟的人事物，熟悉的乡村生活面貌，最终勾勒成小说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
“我最喜欢的人物还是支书的女儿，那个被支书要求读书却目不识丁的苕妈。这样的次要人物更可爱，虽然看起来游离于主线之外，但是对丰富主线起了极大的作用。通过她写死去的老支书，可见支书对教师的爱惜和爱护，对村里不文明、与世隔绝的状态的痛心疾首。”刘醒龙这样评论自己笔下最喜爱的人物。他说，一些小人物的塑造往往特别难，比主要人物更难写，他们会“突然冒出来”，如果能够抓住，则会增光添彩。
年，由小说改编的电影《凤凰琴》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首映，首映式上请来了获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举办的“园丁奖”、来自全国各地的10名乡村教师。“你怎么了解我的情况？”那几位乡村教师难以置信，紧握刘醒龙的手问道，都认为作品所写的民办教师就是他们自己。
“作为一部对人性挖掘很深的作品，刘醒龙并没有花很多的笔墨在精神和物质的贫瘠上，而是把笔探向了人性最深处，围绕着‘民转正’这一困扰了中国几代人的问题，为人们带来了一场并不可笑的闹剧。”一位笔名为“七里香”的读者曾写道。
刘醒龙写作《凤凰琴》时，全国还有万民办教师。《凤凰琴》的发表及影视改编，让民办教师群体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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