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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褒《洞箫赋》的艺术特色《洞箫赋》即《汉书》中所云《洞箫颂》，《文选》、《艺文类聚》。及《太平御览》皆作《洞箫赋》。箫，乃竹管乐器。古代的箫，以竹管编排而成，称为排箫，因外形似凤，故又名曰“凤箫”。排箫以蜡蜜封底，无蜡蜜封底的则称洞箫。《文选》李善注《洞箫赋》引《释名》日“大者二十三管，长三尺四寸;小者十六管。”按此说，亦证“洞箫”当为无底的排箫。
今则称单管直吹，正面五孔，背面一孔者为洞箫。《释名》又云：“箫，肃也。言其声肃肃然。”箫音量不大，音域也有限，但音色含蓄、柔婉、温厚，别具一种动人的优雅韵昧。箫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应用范围很广，除了用于各种仪节性音乐，如雅乐（祭祀音乐）、宗教音乐（佛教音乐）及宫廷仪典外，还广泛地应用于民间乐舞、百戏及器乐合奏中，其表演形式既能独奏，又能与琴、琵琶等其他弦乐器合奏。《洞箫赋》总体。上分正文和“乱”语两个部分。
排箫正文部分写制箫之竹，着重突出其生长环境之奇、险、苦、悲；写制箫，则“般匠施巧”，精工贵饰，合乎规则；写演奏者，则是瞽师“发愤乎音声”;又写箫歌相和；又写箫声的丰富多变，及其强烈的感染力，等等。无论是所写内容的顺序，还是具体的写法、运用的技巧，基本上都以《七发》之“首发”为效仿的模式。不同的是王褒的描绘更加繁复、细致，篇幅上更加不惜笔墨。如写“瞽师”，则“性昧之宕冥，生不睹天地之体势，暗于白黑之貌形，愤伊郁而酷配，愍眸子之丧精”。写他吹奏出的箫声，则可谓极逞变化之能，尽显乐声之巧：故吻吮值夫宫商兮，和纷离其匹溢。《全汉赋》又如写箫歌相和时，有：若乃徐听其曲度兮，廉察其赋歌。啾呸啼而将吟分，行。
《全汉赋》则多正面描写和俳句铺陈，“巨音”、“妙声”、“武声”、“仁声”，角度屡换；“慈父”、“孝子”、“壮士”、“君子”、“雷霆”、“凯风”，臂喻频出。随着作者的描述，箫歌并起时，或恬淡相随，或恣肆激越，虽多变而和谐的奇声妙乐仿佛就在读者耳边真切地回响。而在随后表现箫声的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时，则极大程度地发挥了衬托手法之妙。
洞箫洞箫之乐可令贪婪者变清廉，凶残者变慈爱，强暴者变仁恩，放纵者变谨慎。钟子期、俞伯牙、师旷也因感动而惊愕；杞梁妻再悲苦也不敢发悲声；师襄、严春、浸淫叔子则远不及其巧；不肖之子丹朱、商均则警醒而变仁厚；夏桀、盗跖、夏育、申博则暴戾之气顿消;甚至连虫、蚁、鱼、鸟也感动得不能自己。更有议论如画龙点睛：“吹参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贵。”
《洞箫赋》描摹之生动细腻，词采之铺陈多变，句式之整饬流畅，声节之和谐悦耳，由上述数例足可见出一斑，非《七发》所能比拟，读之确乎能令人获得美感，从而达到愉悦身心的效果，这也无怪乎当年的汉太子会喜欢上此赋并令人常“诵读之”了。
蜡蜜后人对此赋这些特点也作过颇为中肯而准确的评述，如刘勰《文心雕龙铨赋》云：“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才略》又云：“王褒构采，以密巧为致，附声测貌，冷然可观。”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也说：“子渊《洞箫》、季长《长笛》，才不胜学，善铺叙而少发挥。”而赋中“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也”句，被《文心雕龙比兴》举为“以声比心”之例，尤为此赋名句。
作为音乐赋的名篇，《洞箫赋》中同样也反映出了王褒的一些音乐美学思想。首先，王褒仍然如枚乘一样在赋中展现了“尚悲”的中国传统音乐美学观，但是却不像枚乘仅仅是一味突出“悲”、“苦”,而是把“悲”、“苦”直接与“乐”挂上了钩。如描写箫竿之生长环境时，既云“诚可悲乎”，还日“又足乐乎”;论乐时，则日：“故知音者，乐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伟之。”皆是意识到了“悲”所独具的美学特质和美学意蕴，从而明确地揭示了能悲与妙乐之间的内在联系。
五彩鸟其次，继承了儒家重社会教化的乐论，这一点也表现得比《七发》更加充分。不但用“慈父畜子”、“孝子事父”、“壮士”、“君子”等富有儒家伦理道德色彩的语汇来做比喻，用大量的颇具教化意味的虚拟情景来衬托洞箫之乐的强烈的感染力，还时有“吹参差而入道德”、“化风俗之伦”等直白的强调。而在赋末的“乱辞”中，作者更是重申了乐而不淫、中于节操的儒家美学原则：“赖蒙圣化，从容中道，乐不淫兮。条畅洞达，中节操兮;终诗卒曲，尚余音”再次，最值得注意的是，从发生学的角度，追寻音乐创作、表演的动机和根源，王褒首次提出了“发愤乎音声”的论点。
此前的司马迁虽提出过“发愤着书”之说，但尚未直接涉及音乐领域。而《诗经》中有“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又有“君子作歌，维以告哀”。《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日：“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淮南子》曾说：“愤于志，积于内，盈而发音，则。莫不比于律而和于人心。”《礼记乐记》也云：“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王褒另一着作《四子讲德论》则又说：“诗人感而后思，思而后积，积而后满，满而后作。”则人们对于生活中遭遇的不平或不幸所引发的悲愁忧愤之情与诗、乐的产生之间的联系早已经有所认识。
《淮南子》所以《洞箫赋》在先对“寡所舒其思虑”的“丧精”瞽师作过那样一番悲苦的描写后，才会提出“发愤乎音声”之说。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此赋开头对箫竿生长环境的繁复铺陈，非只是“尚悲”的音乐思想的单纯反映，更是在为“发愤乎音声”的观点作铺垫。应该指出的是，这个观点的提出，肯定的是一种不平之美，与传统强调“平和”的音乐审美观相异其趣，在中国音乐美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唐代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云：“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进而提出着名的“不平则鸣”之说，虽直接根源于司马迁“发愤着书”一说，但与“发愤乎音声”一说所产生的影响，或许也不无关系。
长笛《洞箫赋》是现存最早的音乐赋，它使汉代音乐赋的创作模式得以完成。在音乐美学思想上，《洞箫赋》动摇了儒家政治教化的乐教观点，使音乐固有的娱乐特性凸显出来，人们不再固守音乐伦理道德教化这一层面，而转向音乐艺术本身，探求音乐艺术本身的规律及技巧。在音乐描绘上，通过细致的刻画，精巧的设计，或拟其声，或状其貌，把感官难以把握的东西描绘出来，让人们在细细的体昧中感受到乐曲的魅力。
参考资料《汉代音乐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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