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乐与中原燕乐的交融从乐器的使用上就可看出。夏人最擅琵琶、箫、笛等乐器，以击缶为节。他们所吹之笛被汉人称为羌笛，因其音调悠扬婉转而久负盛名。唐代诗人王之涣的乐府《出塞》有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宋仁宗时，身任边防司令官的范仲淹在《渔家傲》中写下“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的词句，可见羌笛影响之深远。
同时党项人也十分喜欢汉族歌曲，沈括笔下的“万里羌人尽汉歌”说的就是汉族歌曲在西夏的流行情况。唐僖宗曾赏给拓跋思恭一部鼓吹乐，这是夏人有完整乐队的开始。景宗时，汉族音乐在夏国仍有相当影响。人庆五年，夏国乐官李元儒曾参酌汉乐书更定音律。西夏统治者为了发展音乐，还设有专门管理音乐的机构——蕃汉乐人院，属“末等司”。
该机构的设立，表明在西夏存在着两种音乐，即蕃乐与汉乐并存。自立国以后，经过多年发展的西夏音乐其乐器种类很多，据《蕃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的记载，就有三弦、六弦、琵琶、琴、筝、箜篌、管、笛、箫、笠、筚篥、七星、大鼓、丈鼓、拍板等等，表明西夏所用的乐器已经相当齐全了。同时西夏音乐也得到汉族人民，尤其是统治者的喜爱。
公元年，宋神宗召见宋夏边境投降的蕃乐人42人，“奏乐于崇政殿”表明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夏乐，作为文化交流的内容，反过来给予宋朝以影响。如《酒泉子》《遐方怨》《忆汉月》《怨胡天》《归国遥》《定西番》等最初都是当时的边地曲调。这些来自域外的、边州的胡夷之曲在宋代十分盛行，不光为市井小民所热爱，亦为士大夫所热爱。
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五：“近世风俗相尚，不以公私宴集，皆为耍曲耍舞，如‘渤海乐’之类”。不过这种喜欢是私下的不公开的。在公开场合以国家利益为重，以正统自居的文人士大夫又会反过来不遗余力的攻击这种含有很多胡乐成分在内的流行音乐了。
究其原因，有宋一代积弱积贫，战场上频频被辽、夏占去便宜，在士大夫们看来一个泱泱大国屡次败于尚未开化的荒蛮小国已经是很伤国体的奇耻大辱了，现在又反过来接受胡地的音乐，这些文人士大夫们对这种化蛮不成反被蛮化的文化怪现象只能是抵挡不住之余口头上表明态度痛斥之为俚俗了。
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先君尝言宣和间客享师时，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异国朝》《六国朝》《蓬莱花》等，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亦皆歌之。”《萤雪丛说》卷下引“俞成说：‘据胡床畜番大舞拓跋动蛮乐，皆士大夫不当为而为之，无乃循习日久而恬不知怪乎？’”相较于唐代泱泱大国的姿态，流行的胡文化与汉文化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以致后人称盛唐带有“胡气”。宋朝的文化抵制姿态就显得小家子气了。
沈括在与西夏作战时创作的《鄜延凯歌》中已经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北宋音乐在西夏的流行和受欢迎程度以至“万里羌人尽汉歌”。我们再来看王灼在《碧鸡漫志》中对柳永词的评价：“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不知书者又如何品味词的意境呢？可见不知书者好之的是这种音乐和这种流行风尚。
北宋这边不知书者好柳词，西夏那边在井水边大唱特唱柳词的恐怕也多是不知书者吧。所以“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这中间传达出更重要的信息是夏宋两国百年之间以音乐交流为代表的文化交流。这种文化交流从一开始就是官方、民间两条路线。从官方来说方方面面的文化交流实际上是北宋王朝刻意的文化输出策略，妄图通过“以文化之”、“以德感之”的怀柔、羁縻的策略同化西夏，不战而屈人之兵。
从民间的文化交流来看是边疆两国人民长期相处自由选择的结果。柳词由于其音乐体制与夏乐相通，词的内容清新俚俗，较少宋儒所喜欢的道德层面的说教与关怀，也就首当其冲的成为宋夏两国文化交流、融合的信使与见证。
从柳词的传播情况可以看出宋、夏两国百年之间不光打仗，更多的还是文化上的交流，而这种交流不光加速了西夏农耕化的步伐，也对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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