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犬在西方文化认知中的形象与其命运关联密切。而屠犬现象与厌犬心理息息相关。如索菲亚·米娜奇在其《犬：上帝最坏的敌人》中，结合宗教教义，分析了宗教对犬厌恶之情的由来，认为其可能源于一神教对以埃及阿努比斯神为代表的多神教的反对，以及对犬“不洁净”的社会认知。
而芭芭拉·艾伦·伍兹的《犬状之魔鬼》，则偏重于考察犬的形象是如何与魔鬼联系在一起的，认为有宗教教义和巫术传说两大渊源。另关于黑犬形象的研究，《“在家让你担心的黑犬”：现代英国民俗和文学文化中的黑犬主题》尝试将动物象征主义与英国民间传说相联系，得出了黑犬形象象征着死亡不祥的结论。
再有《如何知道犬是否危险：神话、迷信及其对人犬关系的影响》，同样探讨了犬在文化认知中被塑造的不祥形象。类似作品还包括《拉丁文学所揭示之犬在迷信中的地位》，等等。
同时，屠犬现象与近代早期英国相对落后的医学认知也是不可分割的。相关研究成果包括查尔斯·克莱顿的《英国流行病史》、保罗·斯莱克的《瘟疫对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影响》，前者全面分析了当时鼠疫解释中占星术、瘴气论等多重因素，后者则结合政府法令，分析了瘟疫解释对政策制定的影响。
关于犬与疾病间关系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从历史上的鼠疫流行中吸取的教训：一种古代疾病的现代意义》、《人类瘟疫中犬的相关危险因素》、《愈合的舔舐和疯狂的咬伤：对犬的象征意义的研究》。
总的来说，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尚无系统考察近代早期英国瘟疫史中的屠犬现象成因的成果。以１６—１７世纪英国瘟疫期间的屠犬运动为主题，借助多领域文献资料，解构这一荒谬现象背后的内在逻辑，解读犬在人类历史上的双重文化形象，廓清关于犬的医学观念和瘟疫期间的社会群体心理状态，探讨其如何影响大众对犬的看法，并催生这场由英国政府领导且得到社会各界支持的大规模屠犬运动。
屠犬运动缘起关于这场屠犬运动时间之持久，数量之庞大方面的具体情状，在当时的文学记载中可窥见一斑。如亨利·马钦在１５６３年的日记中记载：“因为它们把瘟疫从一家带到另一家。
圣玛格丽特教区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教会委员向约翰·韦尔奇支付了一笔款项，以酬谢他在瘟疫期间杀害和掩埋了许多犬。１６０３年鼠疫再次爆发时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从６月１９日到７月３０日，圣玛格丽特教堂的执事们支付了７笔款项，屠杀了不少于３２７只犬。”
当时政府出台的屠犬政策并非一时之举，而是经过周密策划与准备的。政府对待犬只，表现为从单纯驱赶和捕杀演变为日益严苛细致的管理。当时政府颁布的相关法令之繁多，令人瞠目。如１５４３年英国政府要求对犬只驱赶或者捕杀，并将它们埋到城外。
１５５０年南安普顿的民事法院颁布法令：“从今往后，任何有攻击性的犬只不得在街上走动。”法令到１５６３年稍变宽松，如果犬只被拴住则可幸免，因未拴住或疏忽跑丢，其主人要被罚款３先令４便士。１５６４年，法令规定夜里１０点到凌晨４点仍在街上游荡的犬只不论有无主人，一旦被抓获就将处死。
１５６９年，市政官员将獒犬和“有攻击性的”犬一并列入其中，违者罚款。１５８３年，法令规定流浪犬以及那些嗥叫而吵闹邻居的犬也会被杀掉。１６２５年伦敦市长发布的公告则称“猎犬人杀死每一只这样的犬，并把它埋在地里至少四英尺深，将由市里的财务大臣发放两便士。”
以驱赶、屠杀和罚款多种方式组成的犬类制约法令，在之后的疫情中得到了延续。在伦敦大瘟疫期间，流浪的猪要被扣押，犬、猫、兔子和鸽子都不能在城里饲养，犬类要被指定的捕犬人杀死，其中３５３只犬在威斯敏斯特的圣玛格丽特教区被杀。
据笛福记载，在１６６５年伦敦大瘟疫期间，城内约有４万条犬和２０万只猫被捕杀。此外，对犬只进行驱赶捕杀的做法仅是当时英国政府的清洁运动的一部分，其他动物包括猪、猫、鸽子和兔子也遭到了限制杀害，例如在英国鼠疫期间，猫类与犬类被杀害的程度不相上下。
同样作为家庭日常驯养的宠物，与其他动物不同的是，犬类因其忠诚亲人的固有文化形象而更具有特殊性。并且由于更具威胁性的外表，在瘟疫期间受到防疫法令制定者的格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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