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太庆先生，常常不免会联想到太炎先生，虽然太庆先生讲翻译时谈到了鲁迅，但与太炎先生应是不相干的。我之所以想到太炎先生，乃是因为少时常读鲁迅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由太庆而联想太炎，都是极雅的名字。不过，太炎是号，而太庆是名。按传统礼数，学生不许称呼老师的名，名是父母和长辈才可以叫的。然而，这个礼数现在已经绝世，诚然，我也不知道太庆先生的字和号。
太庆先生照从硕士生入学开始，我们称太庆先生为王先生，不知是谁起的头。齐良骥、王太庆和朱德生三位老师是我们的共同导师，称呼却分别是齐先生、王先生和朱老师，大约因为朱老师年青的缘故。太庆先生是背后的指称。不管何时，我见到的太庆先生总是笑眯眯的，即便上课也是这样，从来没有见过他疾言厉色的样子，就是说起他畅春园公寓大门上那块补上的一大块铝板，他也有这样的笑容。在他生命最后的那一段时间，医院去看他，只见他一条腿因为骨折高高吊起，应是很痛苦的状况，但他脸上还是生出笑来招呼我们。我总觉得，太庆先生的笑是容有苦笑的因素在内的。
第一排右起：齐良骥王太庆朱德生第二排右起韩水法李晨阳杨君游尚新建（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年级硕士毕业留念年）太庆先生的人生颇有起伏。不说抗战时期的颠沛流离，就说当年“反右”，因带上“右派”帽子，他被发派到宁夏医学院当个讲师，直到年才被当时的哲学系主任兼总支书记朱德生亲自接回北大。我从靳希平教授那里借阅过一份太庆先生大约写于“反右”前后的自传，在这份自我反省的文字中，太庆先生认真地回顾了他直到那时的经历，尤其是心路历程，很诚恳地检讨了自己的各种缺点，虽是那个时代的特定产物，却很可以领略太庆先生的风采。那份自传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样，那就是太庆先生写在淡黄宣纸上的一笔好字，秀而有劲，与他有楞角的形象颇有不同。在太庆先生家，我见过他手写的译稿，那是写在字大开本格子稿纸上的，除了正文，还有许多小字和符号，除此之外，稿面干净而几无修改之迹。后来，商务印书馆有编辑跟我说起，太庆先生的稿子差不多可以直接下厂付印，因为他老人家已经将排印格式、字体都标好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头，我分到了畅春园51楼一个一居室，就在太庆先生公寓的对楼，于是就方便去看他，找他谈天，却并不经常去，是怕耽误他的工作。太庆先生家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铺满桌子的稿子，他的藏书并不多。记得师母说起，太庆先生占了家里的两三张桌子，包括一张餐桌，不同的桌上放不同的手稿，他在一张桌子上工作一段时间就会换张桌子，换一样事情做。
我去太庆先生家，比去其他老先生家自如得多，当然去杨一之先生家除外，但多少还是有些拘谨，并不多话，虽是谈天，大都在听太庆先生讲一些陈年往事。太庆先生的文章多次提及贺麟和陈康两位先生对他的教诲乃至批评，平实的叙述有很感人的内涵。“我年轻时候喜欢花哨，贺先生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displayofintelligence，不是wisdom。我为此苦恼，但是几经磨难之后，我觉得这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试论外国哲学著作的汉语翻译问题》）
在我听到的故事里，太庆说得最多的其实是郑昕先生。他说，在西南联大听郑昕先生的课，怎么也听不懂，于是很感苦恼，觉得康德的思想太过深奥。后来他去图书馆借了柯亨（Cohen）研究康德的书来读，才顿悟郑先生原来是照着新康德主义的路子讲的，于是课就能听明白了。太庆先生的幽默大约是英国式的，冷静地藏着机锋。他也会讲郑先生的一些轶事，譬如，有很好的酒量，而好酒量原是我很佩服的。
前排：王太庆（右1）、熊伟（右7）、贺麟（右12）、杨一之（左7）、齐良骥（左9）；第二排：朱德生（右10）我最早知道郑昕先生是因为读了他的《康德学述》。该书再版时，齐先生写了篇《重印感言》，记述郑先生在北大教授康德的历史，还有齐先生常常去他的寓所找他谈康德。郑先生走大概是洋派路线，时尚而豪放。前一个特点应是听故事得来的印象，后一点是我看了郑先生捐在北大哲学系图书馆的一些藏书而形成的。包括卡西尔主编的《康德文集》，克罗纳的《从康德到黑格尔》，柯亨的《康德的经验理论》在内，系图不少德文原版著作出自郑先生的藏书，这些书在我们刚进北大时就很宝贵，现在应属珍贵了。书上大多有他所做的笔记，字写得龙飞凤舞，相当有气势，让人生出双重的佩服之情。太庆先生懂多门外语，这是我早就知道了的。他少时在上海上中学时就学了英语和法语，后来掌握了德语、拉丁语，跟着季羡林先生学习了梵语。解放后，为给苏联专家做翻译，他又自学了俄语。再后来为了翻译古希腊哲学文献，又学习了希腊语。太庆先生虽精通多门外语，但除俄语外，口语并不很灵。为了给苏联专家做口译，他不得不练习俄语口语。当时哲学系配备有专门的翻译，除太庆先生，还有主要从事俄语翻译的阎品忠和汤侠声两位老师，他们后来也就归在外国哲学教研室。
不过，很让我惊奇的是太庆先生对方言也深有研究。有一次在先生家看到了两本《方言》杂志，我就随意问起。太庆先生说，他出生的铜陵的某地，是一个方言孤岛，讲一种古老的吴方言。《方言》杂志找他写文章，送了杂志给他。当时我没有多问，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我自小在多个方言并存的环境下长大，对方言饶有兴趣。在写这篇纪念文时，我特意去查了《方言》杂志，果然查到了太庆先生的方言研究论文《铜陵方言记略》，一阅之下更令人赞叹。它并非泛泛的介绍，而是一篇相当专业的方言论文。太庆先生不仅会用国际音标注方言语音，还绘制了方言地图。从其论翻译的文章可知，他懂语音学，从这篇方言论文我则了解到他精熟语音学。这些都是我直到今天才知道的，于是，往后我也就不敢说自己对方言有兴趣了。太庆先生这一代以上的学者中，很有一些身怀一些出人意料的专业知识的人物，这也是他们令不少人着迷而流连的一个原因。我在写纪念杨一之先生的文章时才得知杨先生对军事，尤其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也颇有造诣。
自然，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北大外国哲学专业有一个隐性的传统，这就是一些学者会沿着所研究对象的关联而进入其他的专业领域，有些学者甚至就因此而回不到自己原本的领域，成了其他领域或方向的专家。我自己多少也受到了这样传统的浸染。然而，太庆先生无疑这个方面的高人，令人叹服再三。
王太庆与汪子嵩、王玖兴、张世英等合影太庆先生的翻译，尤其是黑格尔著作翻译，至今依然是典范，就如杨一之、贺麟等先生的翻译一样，虽然各擅胜场，却难以超越。原因除了太庆先生对黑格尔哲学的会心和精通多种外语，还在于深厚的汉语知识和能力。他对汉语水平的要求是相当高的，甚至把它提到了王朝兴亡标志的程度，说，“在过去的封建时代，一个王朝只有在行将灭亡的时期才出现语文程度低落的现象”（《试论外国哲学著作的汉语翻译问题》）他对运用现代汉语白话文的要求相当彻底，读他的文章，有时甚至觉得太过分口语化了。他讲课也是照此原则行事，尽量以口语表达，用通俗的话语解释哲学道理。他给我们上笛卡尔《哲学原理》的课，用语就如日常谈天那样的平易近人，以至于当时我甚至以为笛卡尔哲学简单了一点。翻译要吃透原著，自然这是太庆先生反复强调。但读了《试论外国哲学著作的汉语翻译问题》，我以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太庆先生强调指出了国人翻译西方经典时汉语不足的问题。他多次指出，把拉丁语的前缀prae-，以及pre，pré，vor，Ao-等，译成“前XX”，如“前资本主义”、“前苏格拉底”、“前批判”等等，都是错误的。因为汉语中前XX，是指前面的那个东西，如前门，不是指门前，而是前面的那道门，前汉是指西汉，不是指汉朝之前的那个时期。如果指某个时期之前，那么汉语表达的习惯应当是XX前，如战前，解放前。太庆先生对诸如前资本主义的用法深恶痛绝，认为它是汉语的癌细胞，如不治疗则贻患无穷。不过，太庆先生的呼吁似乎并不奏效，诸如“前苏格拉底”、“前资本主义”的用法在今天只见泛滥之势，而无收缩之迹。
太庆先生关于汉语哲学翻译的思考触及了语言和思想之间关系的深层困境。他认为文言文不适合翻译印欧语系的原著，现代汉语表达力强，因为现代生活丰富，所有表达也就随之扩张，但也要有所改造。但太庆先生没有谈到，汉语本有的张力要同时通过现代科学和现代生活得到拓展。此外，太庆先生接受严复的信雅达的训条，但这个标准其实假设了一个前提，即所译的印欧语系或其他语言的原著都是清楚明白的。显然，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有不少重要的哲学家也会写出思想不明晰和表达不清楚的文字，更不用说那些身后由他人整理的遗稿和笔记了。那么，原本就不清楚的文字，如何翻译才算是达呢？太庆先生以为，“达而不信者有之，不达而信者未之有也，因为从效果看也同样没有传达原文的内容，并不是信。”（《试论外国哲学著作的汉语翻译问题》）达而信的要求在这里就是要把原著以其昏昏的说法原样表达出来，这样的话，其汉语译文也必定是难以读懂的，更不用说，有些原著甚至连句子也是不通的。如果要达，是译成通顺的，还是保留其不通的原样？
这种困境太庆先生自己也感受到了，他说，他深受贺麟和陈康两位老师的影响，“在遣词造句方面我力求像贺先生那样通达，合乎中国人的习惯；在义理和术语方面我力求像陈先生那样忠于原义，一丝不苟。“但是，他承认，”这样做也很吃力，常常顾此失彼。“（《柏拉图关于“是”的学说》）这个困境所关涉的不止个人修养，除了原著独特的思路和表达之外，还直接牵涉语言和思想之间关系的深层结构。
在晚年，太庆先生连发几文重提由陈康先生发起的是与存在的讨论，激起了国内外国哲学界的激烈争论。我起先静观这场争论，后来领悟到争论背后其实蕴涵着大问题，年就写了关于Being译法讨论的意义的札记，当时的着眼点是汉语本体论，这是我开始思考汉语哲学的一个主要起因。不过，当时忙于政治哲学研究，未全力转向这个方向，而今天这个方向已成了我工作的主要领域。
为写本文我检阅了太庆先生所有讨论being与是的译法和其他论述翻译的文章，很欣喜地得知齐良骥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在一次讨论会上提出如下的根本之问：“being是什么？”太庆先生说，“当时无人发言，那是思想上没有准备所致。这个问题提得语重心长，至今言犹在耳，我觉得在先生作古后的今天还是很有必要重新提出的。“（《我们怎么认识西方人的“是”？》）太庆先生之问接续齐先生之问，但根本上这也是康德之问。汉语哲学是要别开生面来回答这个问题。太庆先生认为，being“支配了他们上下几千年的思想，是我们了解西方哲学的关键所在。“我以为，他的话无疑是相当中肯的，但要真正透彻了解它的意义，就要跳出既有的框架，才能推开局面，深入一层。
太庆先生说，“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我们跟他们想法不一样，因此说法也不一样。他们说的tobe兼有‘是’和‘有’两个意思，而且是这两个意思的合一而非并列。我们中国人的想法和说法并不兼有这个双重意义，所以只有先学会他们的那个意思，扩大我们的想法，从而扩大我们的说法，才能真正地洋为中用。”（《我们怎么认识西方人的“是”？》这段话是很有深意可挖掘的。翻译西方经典是理解西方人的想法和问题，而不是奉他们的说法为关于存在的理想表达。这两种观点有其形而上学的和认识论的根本差异。确实有一些人将印欧语系语言的表达奉为理想的表达，而认为汉语无法达到这样的境地。太庆先生承续陈康先生的志向，应反对这样的想法。不过，“我们中国人的想法”是什么，与他们的想法有什么不同？他还来不及阐述，而这正是汉语哲学的使命。
在北大校内，太庆先生的形象便是他的踽踽而行。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漫步或快走于燕园的老先生，着实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譬如穿过燕南园去图书馆，有时会碰到朱光潜先生，见他挽一根拐杖似跑如走地向未名湖方向前行，我就会跟在他后面走一程后才折返。太庆先生称自己是步兵，而当时他那个年纪的北大老师多数都骑自行车。朱德生老师曾从高处跌落，腿受了伤，不良于行，但自行车却骑得很灵活。我曾问太庆先生为什么不骑车，他说，先前骑过自行车，大概是摔了一次负了伤，就免骑了。
但步兵的太庆先生竟有一次爬上我住的五楼来找我，令我大感意外，忙把他老人家让进屋。原来他受校外一位先生之托，要我参加一部名著的翻译，把余下的部分译完。我当时没有答应，因为那时就志在特立独行，无论文章还是翻译不与人合作。当时推脱的理由是什么，现在记不清楚了，不过，那时我还不会说冠冕堂皇的话。这是太庆先生光临寒舍的唯一一次。当时，青年教师寒舍之寒，实在出于现在青年人的想象之外，既无电话，电梯更是谈不上。让我很觉不好意思的，是太庆先生亲自爬上五楼来说这件事，而非我拒绝了那件差事。
右起：韩水法赵敦华高宣扬王太庆杨克明当年我应友人之邀，写了一册急就的《康德》，出版时被主编改为《康德传》，自然名不副实。但就这样一本小书，太庆先生却很爽快地写了一篇书评以《读懂康德》为题发在《读书》上。他的眼光无疑很高，又惯看高手的东西，为这本小册子写书评实在是难为了他。太庆先生找出了尚可表扬的内容说些了奖掖的话，要点是认为这个小册子客观地介绍了康德的思想，实事求是。书评朴实、中肯，也很有趣味，他说起了自己读康德的经历，也讲了王国维读康德的故事，这很让人喜欢。太庆先生行事平实，对同事和学生却也慷慨。他藏书不多，但辞典不少，他家里那种大部头的语言辞典，通常图书馆才收藏。有一次在他家谈天，我夸奖某本书如何好，他竟要将那书送给我，我自然不能要，当时颇感其窘。不过，到今天的年纪，我已经能够领会当年太庆先生的境界，有些东西自然是要散出去的。有些书，给更需要的人，或许才是合理的和自然的态度。
在教研室，太庆先生会用稿费请大家吃饭，甚或资助教研室的活动。记得有一次他得了一笔稿费，不仅请教研室的老师，也请了其他教研室的青年老师一起吃饭。不知是谁出的主意，竟去了当时前门一家高档的法式餐厅吃大餐。当时吃的是什么菜肴，环境如何，现在已杳无印象。只是记得在饭桌上，两位湖北籍的青年同事第一次见面就为学术或时事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一顿饭吃有声有色。
有一次太庆先生少有地跟我谈起时代大变迁中的一些事情，而对他个人的遭遇几乎不置一言。我就问他对自己个人经历的感受，他则说道，在社会的大变动中，个人的命运是微不足道的。我觉得这或是现实的写照，但又不肯完全赞同他的观点。与外在的命运抗争而去实现的自己目标，应是个体生命意义的所在，太庆先生其实也是这样做的，所以，直到晚年他还天天伏案，将重译柏拉图全集视为自己新的使命。
太庆先生的骨灰遵其遗志，撒在了卢沟桥附近，以纪念七七抗战的开始。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生命中最重要的节点之一，他们的伤痛也是我们民族难以泯灭的记忆。
（谨以本文纪念王太庆先生并庆祝北京大学哲学系成立周年）
年10月18日写于褐石园听风阁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转载请注明：http://www.0431gb208.com/sjszyzl/509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