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日继续刊发丁承运先生的《论五音调》。上篇通过对宫、商、徵、羽、角各调进行分析，指出各调的名实关系及其乐律学内涵。本篇考证了五音调的流变，追溯了五音调的渊源。文章认为五音调的传统可上溯至东晋的相和六引，商、羽、宫、徵四调恰合中国音乐传统的四宫。透过分析五音调的发展历程，有必要重新理解传统的调、音概念。
论五音调——琴调溯源之二三、五音调的流变
以上讨论了早期琴谱的五音调曲所反映的实际情况。但如前所述，五音调调名之矛盾早已为宋、明的琴家所发现，五音调之曲目在流传过程中也不断地产生了音律的变化，如有名的《渔歌》《石上流泉》由林钟宫（G宫）衍变为仲吕商（G商）就是最突出的例子[1]。
到了清代的《自远堂琴谱》（）就依后世的宫调理论对五音调作了全面的修订与整理，按五音相生的次序分为：宫调宫音、宫调徵音（原商调）、宫调商音（原徵调）、宫调羽音、宫调角音。
在宫调宫音下有一段按语，把编者的观点说得很明白：
按宫调为琴家正调，五声二变相生次序，以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变宫，变宫生变徵。琴之七弦，以三弦为宫、四弦为商、五弦为角、六弦为徵、七弦为羽，一弦为倍徵、二弦为倍羽。因三弦居中立宫位为体以主调，而众弦协和为用以成曲，是为宫调。……宫（调）三弦本宫立体而以一弦、六弦之徵声为用，泛音止调，徵声起，宫声终止。
是取三弦为宫说为准，某弦为主音则称为某音（调式），将古谱的商、徵两调对换。某音则以“体”（调式主音），“用”（所生的属音为支持音）二者判别。体例相当严密。
如古谱的商调改为徵音，并论证说：
按徵音旧谱作商音。考诸曲以一弦、六弦应合，起音、收音。皆徵声立体而以四弦商声为用，是以定为徵音。
商音，羽音皆缘此例，而论角声则说：
旧谱亦作角音，按角音诸曲既无我生之声为用，而以宫声、羽声相和相淆，所以起调止音皆不能用角声也。
以解释后起“有附宫之嫌”的角调（见表角调2），因无所生之变宫为支撑音，涉宫、羽则调式相混淆。指示了“角音”之失。但因其是完全从调式的观念来解释的，所以也未能切中其关键。
五音调发展至《自远堂琴谱》，五宫的痕迹已所余无几，也只是到了这时，才勉强可以符合朱熹所说的“皆仲吕一均也，宫调乃仲吕宫，余仿此”（其商调仍然无法抹去其一弦为宫的性质）一段议论。朱熹的结论真可谓有“先见之明”了。
四、五音调渊源之追溯
如前所述，五音调调名之矛盾——商徵颠例，角调寄附而失位，常令后世琴家百思不得其解。从种种迹象看，五音调不像是一种名调体系的产物，如果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其调名所隐含的衍变的轨迹就会渐露端倪。
上古琴的定弦法，是以宫、商、角、徵、羽、少宫、少商为正调的，直到六朝陈仲儒的《琴用指法》、梁丘明所传的《碣石调·幽兰》，也还是用宫、商、角、徵、羽、文、武来记七条弦序[2]。隋代以前的传统观念，调主要还是从其调高来确定的，即如隋牛弘所说的“据宫称调”，前文所列的五音调表也反映着这么一个客观的情况。四弦为徵，以四弦为主音的调子称徵调，这应属早期以弦名命调的例子。而不是通常所理解的出于调式的含义：此调曲目显示的并不是徵调的调式音阶特点，而主要是五声宫调式或清商音阶，可证它是据宫称调——宫音在徵弦上而称徵调。
与此同例，角调就应该以三弦——角弦为宫，而曾被徐理讥之为有附宫之嫌的角调，《神奇秘谱》所载的角调不正是这样的调性吗？需要说明的是，六朝时期已产生了后起的三弦为宫的正调调弦法，但弦名并未因之而改变，三弦名角而实为清角，《碣石调·幽兰》即是这样的定弦[3]，当以三弦为宫时，实为仲吕宫（F宫）而非姑冼宫（E宫）。所谓的“附宫之嫌”，是说它与后起的正调调弦法命名的宫调的调式、调性相混同了——这不正说明宫、角同调是两种名调方式的重叠吗？可能因此而又有了所谓的“附徵之失”，与徵调相同的角调了。
但既然如此，以一弦为宫的琴调为什么不称宫调反倒称为商调呢？如前所述，调既然指调高，当时应有一种应用极广的高于传统定弦法二均的琴调，一弦恰当传统定弦法二弦之音高，二弦名商，因称为商调，又因其七条弦音都高于古法二均，调清，故又称清调。与前所论钱塘传述的清调——下羽调，调头音高相同，弦音相异。
这样讲有没有根据呢？回答是肯定的。琴外调中有一个紧五慢一的黄钟调，正调一弦如依古法定黄钟（汉赋：“启中黄之少宫”）慢后应为无射，今慢后称黄钟，知其未慢前为太簇。可证确有高于古法二均的正调调弦法，其一弦适当古法商弦之音高，所以也称商调。
在唐俗乐二十八调中有林钟商（后为夷则商）独称“商调”，其调以尺字杀，其调高与上述琴之商调同，可见此调称为商调是由来已久了。如果举世皆知其调为商调（D宫调），那么琴上不称其为宫调而沿其旧例称为商调，还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吗？
宫、羽二调，很明显是属于后起的正调调弦法的宫调体系，隋贺若弼有宫声十小调，极享盛名；唐陈康士有琴谱十三卷，载有宫、角、徵等调曲一百首[4]，可知此时宫调体系已经确立。考其来源，北宋陈旸曾称“琴调操引有宫引、商引、角引、徵引、羽引”，是五音调亦曾称为五引。而古有所谓相和六引。张永《技录》云：
相和有四引，一曰箜篌引，二曰商引，三曰徵引，四曰羽引，箜篌引歌瑟调东阿王辞：门有东马客引、置酒篇，并晋、宋、齐奏之。古有六引，其宫引、角引二曲阙，……梁具五引，有歌有辞。凡相和，其器有笙、笛、节歌、琴、瑟、琵琶、筝七种。[5]
由上文可知，南北朝初期就有相和四引，而且琴、筝都是其主奏乐器、琴乐的五引必然与之有着渊源的关系。宫引之阙，当是相和不用正声调的缘故，不然宫调先失传是不可思议的。但角引的失传看来是自古已然，联系到后世琴乐独缺角调就不会令人奇怪了。总之，琴五音调的传统，可以上溯到刘宋的相和六引，其矛盾则是由于不同时期的名调方式——古正调与三弦为宫为正调两种宫调体系相叠压之故（弦名体系的徵调、角调以及由此衍生的商调与正调概念的宫调、羽调相叠置而成五音调）。而当相和歌、清商三调渐衰微后，商调（清调）因不再合奏而失去了其原来的调高意义，就像后来的黄钟调实际是无射均一样，只保存了其定弦方式的特点了。这就是后世商调用黄钟宫奏出的原因了——已没有必要再调高二均，后世也不再明白其来源了，只剩下其曲谱与留给后人的难解之谜。
五、结语
琴乐五音调的来源非常久远，隋、唐都有大量创作的例子。早期称之为调，或引，其渊源甚至可以上溯至东晋的六引。宋以后多解为音（调式），但以传世的古谱来验证，它却仍是据宫称调的“调”。商、羽、宫、徵四调（角调同于宫、徵），恰合中国音乐传统的四宫，即约当今之C、D、F、G四宫。所谓的音（调式）的概念，除了主要显示为调性外，还具有一定的音阶的意义，如徵为清商音阶，羽为下羽音阶等。明清以后，其调的性质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徵调衍变为仲吕商等，复经《自远堂琴谱》等琴书按五音的观念予以大幅度的修订整理，勉强可以自圆其说，但仍不能泯除其原始调性的痕迹。
被认为最具调式意义的五音、五引的实际情况既如上述，那么对于传统的调、音的概念，就有必要予以重新的审视了。
原载《音乐艺术》年第2期
[1]黄旭东、伊鸿书：《查阜西琴学文萃》，杭州：中国美术出版社，年，第32页。[2]丁承运：《琴调溯源——论古琴正调调弦法》，《音乐艺术》年第4期，第40—43页。[3]陈应时：《琴曲碣石调·幽兰的音律——幽兰文字谱研究之一》，《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年第1期，第16—22页。[4]《崇文总目》，见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2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年。[5]《相和六引》，见[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相和歌辞一》，北京：中华书局，年。往期回顾：
丁承运丨论五音调——琴调溯源之二（上）
丁承运丨琴调溯源——论古琴正调调弦法
崔宪丨钟律与琴律（一）
崔宪丨钟律与琴律（二）
崔宪丨钟律与琴律（三）
崔宪丨钟律与琴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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