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四岁辍学割驴草，闲下来的时候，用一本从我三姨家拿来的《革命群众歌曲选》反复揣摩，自己学会了简谱。得寸进尺，我又想拥有一件乐器，将那些谱子演奏出来。但我到公社商店看过，二胡是两块二一把，贵得让我不敢想。笛子是三毛六一支，父母肯定没有“闲钱”让我用于这种不顶吃不顶喝的行为。我想，先做一支假的吧，就爬到柳树上砍下一段树枝，截出一段，剥掉皮，用墨汁划上吹孔、音孔，举到嘴边练习。心里响一个音符，手指相应地做一个动作。练过一段，许多曲子都能“吹奏”，只不过，曲子是响在心里的。那支实心笛子，陪伴了我的一段少年时光。二十多年后，我写了一篇小说《实心笛子》讲这段故事，临沂电视台拍成单本电视剧，曾在央视和多家电视台播放过。
赵玉恒老师来宋家沟，让我有机会亲近真实的乐器。他买来二胡之后，我曾向他请教怎样拉，他手把手地教我。但我拉得实在难听，用父老乡亲的话说，是“杀蛙子”，意思是弄出青蛙被杀时的凄惨声音。我不好意思“杀蛙子”，只好满怀艳羡地听赵玉恒演奏。他离开宋家沟，二胡闲置下来，别的老师不感兴趣，我就去县城书店买来一本《怎样拉二胡》，有空就放肆操练。
我学二胡多在晚上。因为赵老师不在，应该有人护校，我就和宋家壮在那里睡觉。宋家壮当时是临时代课，因为宋家星参加村里的整党，学校缺人。我们二人通腿，合盖一床被子。每天吃罢晚饭，教罢夜校，我俩去办公室看书，备课。备完课，我就从墙上取下二胡“杀蛙子”。宋家壮不堪忍受，上床拿被子捂住脑袋。我在不知杀死了多少只“蛙子”之后，才让音符去和谐地振动空气和人的耳膜。后来，我拉二胡的时候宋家壮不再蒙头，而是坐在床上倾听，还不时夸奖我两句，说我拉得越来越好。
宋家壮憨厚老实，微黑的长脸上经常挂着腼腆的笑容。他有歪头的习惯，常将脑袋向右偏离身体中轴线。年春天，圈子小学办起初中班，辍学两年的我俩，约好再作同学。然而入学第一天，他走到圈子村外，眺望西岭上的那所学校，突然止步不前，脑袋歪得更加严重。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俺不想上。”将头一扭就往回走。我试图拉住他，他竟然歪着头飞跑回村。后来我才得知，他之所以不去上初中，是因为年他曾去圈子散发红卫兵传单，而传单上的内容与该村红卫兵的观点对立，被人家追骂。年春天，我俩躺在宋家沟小学的一张床上啦呱儿，说咱俩一个上了四个月初中，一个连一天也没上过，都来当了老师，实在是想不到。再想想那些同学，已经初中毕业，接着念起了高中，还没能当上老师呢。说着说着，二人既感慨又心虚。
不过，我俩都爱学习，都在进步。有人说，歪头的人爱琢磨事儿。宋家壮很快琢磨会了教学方法，将课上得像模像样。当整党运动结束，宋家星再回原来岗位，因为学校缺教师，就让宋家壮留任，成为在册的民办教师。但是，他也像我一样，在学生面前欠缺威慑力，面对调皮学生“干气干鼓”。四十年后，我在日照遇见一个宋家壮教过的学生，他说还记得一个细节：宋家壮老师让学生气坏了，弯腰脱下用汽车轮胎做的土凉鞋，在教桌上“啪啪”地摔打。
快放暑假的时候，赵玉恒从县里回来了。老师同学欢欣鼓舞，都以为他会在我们这里接着干下去，然而他说，上级调他到县教育局工作，要与大家告别了。说罢，就去收拾留在学校的私人物品，装进一个大大的网兜。
去县教育局工作，这在我们眼里等于进了天堂，我们为他高兴，也对他依依不舍。大家把他送到学校后边的河边，我提着他的网兜继续送，一直送到村外北岭。我问他，到教育局干什么，他神秘地笑一笑：“我可能要到更远的地方。”我问：“到哪里？”他又一笑：“现在不能说，反正很远很远。”
说罢，他让我留步。我站在那里，目送他远去的身影心想，这人了不起，有本事，我要向他好好学习。
（赵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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