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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哲思享丨水的祛魅和水危机的产生及其

来源:笛 时间:2022/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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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古人通过对水习性的观察来理解社会秩序,塑造了天人合一的观念。西方机械论文化将水纯化为用H2O和水循环表征的抽象模式。这种抽象模式代表着科学的“真”,无所谓“善或恶”的价值问题。但是当这些表征水的抽象模式回归现实时,不应遗忘水与生态、水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如果把抽象水模式雷同或机械地取代现实中的水,就会使水成为一种掠夺性资源,破坏了水与万物的生态关系,导致了水危机。水危机的解决需要回归实践中的水世界。

■关键词

水水观念水安全

自工业文明以来,水污染、水资源过度开发、水生态功能受损等涉及水的问题更为突出,威胁着国家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本文以水的自然观念的变迁为切入点,分析水危机的产生及其解决。

一、水的有机体观念

现代社会常把水看作习以为常的自然资源,但古人把水视为与人类戚戚相关的机体,对水有着非常独特的体验。古人通过对江、湖、河流,山脉中各种水的习性的观察,感悟水与万物之间的关系,进而将水的习性类比于社会,寻求与水的习性相一致的社会秩序。中国哲学思想中“道”“无为”“心”等重要概念都根植于水的习性和意象,构成了社会与伦理价值的基石,维系着社会秩序。在中国古人观念中,“道”是最重要的概念。古人从水顺道而流和水注入万物的过程中,感悟出水的习性和世界运行的法则。《道德经》说:“道者万物之注也”。“注”有融入,嵌入的意思,由于水对于万物的重要性,水注入植物、动物和人,与他们融为一体,给予万物生命,但水并非注入某一物而不代谢,水终会从他者流出,因此具有“水利万物而不争”的习性。从水“注”入他者的角度理解“道”,“道”类似于科学哲学家斯塔尔提出的边界对象概念。边界对象是对具有混合本体的“物”的描述,具有“分”与“聚”,或者说“全局—局部”的辨证特性,一定情景下它是“分”的,分后融注于他者,一定情形下能从各种他者中汇集,达到“聚”的状态。古人从水既可以注入万物,又可以从万物中离开,重新汇聚的过程中,体悟出“道可道,非常道”的转化特征,也说明了水注入他者为万物提供生命的过程。水与万物“分”与“聚”的过程,水“联通”了万物。因此《道德经》中的水,不仅是大海、降雨、河道中等可见的流动的水,还包括注入在生态中看不见的水,水是一种共享的“聚集”。古人从水服务于万物,又从万物流出的过程中所表现的不争的习性,感悟出德的根基。不争不仅是道家追求的原则,也是儒家学说中“礼”的核心和“仁”的来源。古人以水滋养万物的意象为原型,精炼出作为“道”的世界运行规律、社会秩序和上善若水的道德原则。古人们常将山水作为一对,山代表永恒的物,水代表着不息的流动活力。甲骨文中的“泉”字最早的意象是水在山中流,山与水共享着时间和空间,表明了山与水的共生关系。古人的山水画中,人与山水的共生关系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在山水画中,人被描绘于山水之中一个毫不起眼的角落,往往是一处微不足道的院落,江河中的一叶扁舟,寓意人在自然秩序中的位置。人在山水中漫游,体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生生不息。在这种人与山水的情景交融中,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感受自然的美丽与生命的通达。

水面对强力总是屈从忍让,依据外力改变自己的形状,看似软弱无为,实则能克服任何阻抗。古人根据水的意象提出“无为”的概念,希望通过模仿水的屈从,以柔弱而自强不息的方式,克服各种障碍。古人对心理结构的表述与水的意象同样存在着关联,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从水顺势引导能沿着一定方向流动的习性,类比出人性本善的思想和道德培养的原则,认为人的习性只要因势利导,就能自然而然的获得道德,进而使社会有序。因此,水中隐藏着重大的伦理和社会价值,古人世界中水与生态,水与社会相互转化,“生态-水-社会”是整体的,水调配着生态和社会的关系。

古人从水向下流的习性中获知水治理应遵循的原则。孟子说“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付谓之泽水——降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禹顺从水的习性使水得到了治理,为人们安居乐业奠定了基础。孟子不赞成在跨界的河流治理中,以功利之心将水据为己有,认为这违反了水的习性。总之,在中国古代哲人的世界中,水的习性与社会的运行规则具有一致性,这种天人合一的关系是古人通过对水习性的观察和感悟,制定出社会运行的原则。由于社会秩序是依据水的习性和意象而建构,古人的世界水与社会在观念层面是协调一致的,水与社会的相互适应是中华文明的基石。

在西方世界,水同样被赋予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泰勒斯(Thales)认为水是决定万物生存的根本物质。亚里士多德对于水依据不同的情景其性质不断发生变化的观念,长期主导着西方世界。人类学家对古代世界水与社会的研究表明,人们在雨季分散开来,结成小队躲到安全的地方,虽然受到了一定困扰,但当洪水退去后植物碧绿一新,动物四处出没,社会也焕发出生机,洪水对人们的困扰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接受的。在澳大利亚凯迪斯部落,部落首领认为如果自己用棍子对着敌人,水就会变的又脏又臭。逻辑思维难以理解首领的举动与水污染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但在相互关联的复杂网络中,万物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首领的举动在不知不觉中给自己部落和相互联系的物施加了远距离影响。首领的举动与方向、敌人、部落的伦理价值联系,伦理价值又与河流污染联系一起。正如布留尔(L.Bruhl)所言,“原始人集体表象的大自然,不是按照逻辑思维的规律,作为客体或者作为受一定法则支配的客体与现象的系统而出现的,而是作为以人、物、现象为媒介和表现的那些神秘的行动和关系的善于变动的总和而出现的”。由此,古人的水观念来自于具体情境的集体表象,不会脱离其与万物杂合的具体情境而成为抽象的水本体,世界在杂合的混沌中而有序。

二、对水的“祛魅”

近代科学源于对世界祛魅,祛魅是将相互嵌套联系的有机世界,通过将能够测量的物质特性分离出来,使自然物成为边界明确的存在。拉图尔将科学实践的祛魅活动称为纯化,认为纯化活动分为两种。一种是在观念上将世界分为自然与社会,另一种是通过实验来对世界进行祛魅。纯化过滤掉社会或价值因素,把自然异化为一种抽象模式。

1、H2O的“祛魅”

科学对水的祛魅可以追溯到17世纪拉瓦锡将水描述为化合物。库恩对传统科学史反思表明,拉瓦锡在试验之前就意识到斯塔尔(G.E.Stahl)等德国化学家提出的燃素理论可能是错误的。拉瓦锡对水的认知建立在对世界祛魅的基础上,给予水一个边界明确的身份来确证对水的祛魅。拉瓦锡并不是单纯在实验室中寻找接近真理的观察,范式指导着科学实验,科学实验与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纠缠一起。在水成为H2O的过程中,燃素理论和氧化理论都是完备的知识体系,氧化理论战胜燃素理论并不是比燃素理论更优越,更接近真理,而是社会塑形并选择了了氧化理论。举例来说,拉瓦锡的理论建立在酸理论,燃烧理论和热质理论三大基础之上,但拉瓦锡的理论是有瑕疵的。首先,拉瓦锡认为所有酸含有氧元素,但盐酸(HCl)和氢氰酸(HCN)并不含氧元素。其次,拉瓦锡认为燃烧必须有单质氧的参与,但化学家发现了火药爆炸,镁在二氧化碳中燃烧等并不需要单质氧参与的无氧燃烧。最后,拉瓦锡解释燃烧现象的基础概念是热质,认为热质是以流体的形式存在的实体物质,但在年前后,化学家发现并不存在热质,热是一种运动形式。因此氧化理论在与燃素理论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水成为氢氧化合物,是科学实践中人类的认知选择。

水的化学结构在化学史上曾长期充满争议。水从18世纪中叶拉瓦锡的实验室被界定为氢氧化合物到成为H2O,又经历了近年的时间。期间化学家对水的研究经历了电化学、置换反应等无数次实验,但每次实验总会出现多种相互竞争的理论,没有那种理论具有排它性,以无可争辩的方式证明水是H2O。19世纪初道尔顿(J.Dalton)依据原子理论推测水的分子式是HO,由于原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法观察,化学家提出了水化学结构中不同的氢氧比例关系,水的化学结构依旧无法确定。这涉及整套原子量和分子式的协议问题。年9月化学家在德国的卡尔斯鲁厄召开国际化学家大会商讨学术争议。在开会的间隙,意大利化学家康尼查罗(S.Cannizzaro)向与会的化学家赠送了精美的小册子,提议所有化学家接受同为意大利科学家的阿伏伽德罗(A.Avogadro)提出的分子假说。康尼查罗杰出的演讲震撼了所有化学家,参会的门捷列夫在一封信中谈了自己的感受,“康尼查罗在争辩时所持有的那种强烈影响听众的那种热情、那种力量以及那种坚定的信念我还不能向您表达得出来”。化学家们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尚沉默在文献中的阿伏伽德罗假说,解决了分子和原子两种系统的冲突。在“分子-原子”模型确定后,大会选举了法国化学家杜马(J.B.A.Dumas)担任主席。杜马认为统一元素符号对教师教学和初学化学的学生极其重要。随着元素符号的统一,水是H2O达成了共识,构成了我们大多数人关于水的自然观念。

透过化学史,H2O有其社会实践起源,对水的纯化导致了水本身的祛魅。对水认知的历史连同水重大的伦理与社会价值一同遗失。水被从与社会和生态相互杂合的混沌状态中剥离。现代社会对水与生态万物相互转化的过程和神圣性不再抱有价值感。由于水的祛魅,水只是一个纯量或形式的世界,不再是与人相关联的有机体,这是引发众多问题的认识论根源。这种对水的自然身份认知,导致了把水仅视为是为人类而准备或为人类所利用的一种资源的看法。

2.抽象的水循环观念

水的自然观念的另一方面是水循环。法国学者佩洛特(P.Perrault)是以抽象的方式定量研究水流动的第一人。在年匿名出版的《泉水起源》一书中,佩洛特写道,“对我来说,不管人们对泉水的流动是充满崇拜,还是感到惊叹,泉水的出生,就其本性而言是温和而平静的,这一切都与我们人类无关,它们只不过是水而已”。但佩洛特对水流动的研究连其弟弟也不相信,对社会的影响并不大,更没有水文学家引用佩罗特的研究。

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年美国水文学之父霍顿(R.E.Horton)在水文学部召开的首届大会上,作了《水文科学的领域、范围和地位》的报告,霍顿把水文学的当时的发展状态比喻为刚诞生的婴儿,认为水文学需要“在屁股上拍打几下,给予水文学以生命的气息”。霍顿在报告中用的是“birth-certificate”(出生证明)一词。霍顿追溯了“Hydrology”(水文学)一词的起源,在西方文献中“Hydrology”最早出现在年,从年到20世纪20年代,“Hydrology”是描述地下水现象采用的词。霍顿认为水能够利用是因为水具有流动的特点,“Hydrology”用于描述地下水现象是对“Hydrology”一词的误用,由于水对于经济的重要性,应该研究地表径流而不是描述地下水现象,“Hydrology”应该成为一门独立的自然科学。在界定出水文学的研究范围后,霍顿提出将水循环作为水文学的研究范式,在其报告中出现了水循环示意图。在霍顿之前,水力学、工程学、地质学、气象学等学科已经对水进行了大量科学研究,霍顿首次提出将水的运动规律用蒸发、降水、径流等环节组成的封闭的抽象循环表示。霍顿注意到,人类对降雨、河流水位等有着非常悠久的记载,遗留了许多难以比较的,用“土数据”和“土方法”记载的水文数据。霍顿认为只有采用标准化数据,通过研究定量关系水文学才能快速发展,为此霍顿提出研究水问题的三条原则:(1)应该将需要判断的水文要素还原到最少。(2)采用相同的数据和方法能够得到相同的结果。(3)从各种杂乱的数据中收集最恰当的数据。霍顿提议用“降水量=径流量+蒸发量”的水平衡方程作为研究水运动规律的基本方法。现在,水循环已经被人们接受和认同,构成了我们对水认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但在大多数水文学教材中很少提及霍顿的工作。水的运动规律被纯化为与社会和生态无关的抽象循环。

3.对被“祛魅”水的哲学反思

水在本体意义上这种身份的转变来自于背后所隐含的人类理解和表征自然的认识论革命。自笛卡尔以来,西方近代哲学就确立了自然和社会之间本质上二元分离的机械论自然观。从本质上讲,机械论自然观倾向于把水还原为抽象概念,把其传统的道德与文化内容过滤。尽管水不断地流经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但在机械论自然观中,水已经被驱逐到了广延性的抽象世界。作为西方认识自然的主要认识论模式,科学纯化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理解和表征水的方式,使水的边界明确,不受人类历史偶然性的影响。这使我们习以为常地认为,水一直在那里,就像水自身向我们披露的一样。这种认知使非西方社会数千年来形成的水生态文化被破坏。意味着破坏植被与那些破坏者没有关系,污染河流与那些正在污染者没有关系,干预水循环与人类未来更没有关系。西方机械论文化从控制土壤及其产品开始,然后扩展到矿物,然后是水,直到所有的水被完全控制与征服。

这种做法反映出西方机械论文化的双重性:一方面是方法上的抽象性,它所发现的一切都具有统一的隐蔽结构,以及物质运动的原则是普遍有效的,并可以用数学公式表达,这使水的习性与水文平衡方程相适应;另一方面,数学公式与技术进行的交互,为工具理性治理水做足准备,进而释放出巨大的生产能力。更为糟糕的是,在机械论的文化支配权下,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观念支配下,这种水的抽象自然观念成为指导全球水管理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认识论基石。

三、“祛魅”的水观念与水危机

表征水循环的水平衡方程给人们树立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水是既不会减少,也不会增多,是永续流动的清洁能源。人类曾自负的认为水是无限的可再生资源,没有预料到水会成为世界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水危机已经成为威胁人类发展、生态灾难和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因素。

1.近现代西方工具理性对水的“征服”

18世纪后,人类工具理性高扬,锻造出锐利的征服自然之剑,在机械论自然观影响下,以“征服自然”“向自然索取”为行动指针的西方工业文明在造就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又极大地消耗着水。以芝加哥为例,据估计在自来水供应之前,人均每天消耗大约12-20升水,自来水供应后,年人均耗水量为每天升,到20世纪90年代,人均日用水量高达多升。一个60瓦的灯水的“祛魅”和水危机的产生及其解决泡如果每天亮12小时,一年消耗-升水。水是发电、采矿、冶炼,石化等重要工业部门的关键要素。根据联合国对生产全流程虚拟水的估算,“生产出一辆汽车大约需要40万升水,生产出一条牛仔裤需要1.1万升水”。农业部门消耗着70%左右可利用的水,但全球灌溉用水效率普遍较低,粗放式漫灌是水短缺的重要原因。过度灌溉还引起土地盐碱化,因为水分蒸发,盐分遗留在了土壤,使土壤退化。

为满足不断增长的用水需求,西方机械论自然观将河流视为可以掠夺用于供水、灌溉、发电的资源,而不是滋养万物的母亲,河流的湿地、沼泽地等成为河流可有可无的附属物。尽管农耕文明时代,人类就通过筑坝、引水渠等进行灌溉,但通过技术对河流进行无节制的大开发,主要发生在20世纪。根据林顿(J.Linton)的研究,罗斯福的水利开发顾问麦基在年发表的一篇标题为“水是资源”的文章中,首次将水界定为水资源,使河流成为可以被掠夺、预测、计算和控制的对象,提示对水的治理可以通过流域平衡方程进行计算,通过建设大坝、水库、堤坝对水循环进行截流和干预。水坝和堤坝成为现代水资源治理和管理的最好代言者。水坝拦截了无数的河流,正如斯柯特(J.Scott)所说的那样,全球“大尺度的权威计划意图实现宏大的乌托邦目标”。在许多20世纪政治家和规划者的心目中,大坝的建设是国家发展和进步的指示器,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性的圣殿”。自20世纪30年代美国建造胡佛大坝后,全球把大坝和水库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工具。冷战背景下,水库和大坝快速增加,上世纪50-60年代全球掀起了建设大坝和水库的高潮。当前,全球建设了多达80万座水库,其中高度15米以上或库容超过万立方米的大坝达座,使全球60%以上的河流受到改变。伴随对河流的技术控制,河流可以改变流向、节奏,这成为20世纪全球水管理的重要范式。作为水治理的技术成果,水坝已经深深植根于现代国家的自然治理结构中,影响着整个文化生态制度的发展。

不可否认,在现代化进程中,水库和大坝为灌溉、发电和防灾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些水治理的巨大技术进步,在确保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水与人的真正分离,以及与水有关的诸多生态要素的变化和被控制。在许多情况下,水坝导致了不可逆转的物种和生态系统的损失,以及生态秩序的混乱。恩格斯曾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大量的科学证据表明,人类对水的征服性使用,对河流泥沙运动、水质、渔类、水循环本身,或诸如湿地、湖泊等水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以及社会系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使水正在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问题。

2.“祛魅”的自然观对水的“误置”

怀特海在一次“数学与善”的演讲中,认为西方哲学家两千多年来一直在误读柏拉图的思想,把数学模式与善的联系割断了。怀特海担心的是,如果代表“善”的科学模式,遗忘了其得以起源的生活世界,就会导致现实中的“恶”。因为理性认识的局限性是,抽象的科学模式并不能把所代表的多样性来源,及错综复杂的关系直接呈现给人们。换句话说,H2O作为表征水理念形态的模式,作为科学结论毋庸置疑,代表着科学对水认知的真,但H2O来源于生活世界,一方面H2O来自于对河流、土地、森林,日常生活等现象世界无限多的各种各样的水,以及水与万物之间转化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H2O本身来源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同样,水循环作为水文学的研究范式,作为说明水运动过程的概念,水循环必不可少,代表着水文学对水运动规律认识的真。但当表征水的抽象模式应用到现实中时,不应遗忘水的自然观念来源于社会与生态关系,如果不考虑水的自然观念的实践起源,把抽象水模式雷同于现实中的水,机械地进行应用,就会把丰富复杂性和动态过程还原为简单抽象,然后又把这种抽象模式误认为是具体的实在,导致怀特海所言近代科学中的“误置具体性的谬误(fallacyofmisplacedconcreteness)”。正是由于科学主义者对抽象自然模式的误置,代表“真”的科学模式却导致了现实中的“恶”。拉图尔采用反证的方式直指西方科学主义者对自然观念“强制性置换”的合理性,认为诸如臭氧层空洞、疯牛病等生态危机呈现的现象与科学模式给予的自然观念不同,因为危机没有清晰、明确的边界,难以回归抽象的自然观念,反证了生态危机来自于认识论上对自然观念的误置。

3.回到实践的水世界

水危机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来说,水危机可分为局部水危机与全局水危机。由于降雨时空分布的差异,水危机涉及水是什么时间,什么地方,那个部门的危机问题。从水分配的角度来看,由于水的多用途属性,水在某一方面的过度使用,可能是其它方面危机的原因。从表现来看,水危机可以指水太少引发的水供应短缺、水生态危机、干旱、荒漠化等,水危机也可能是短时强降雨、冰雹、洪涝灾害等水太多对人类的威胁;水危机还可以是诸如水污染导致的缺水,城市公共供水危机等。从时间上看,水危机可以指由于缺乏有效的水治理导致的当前状态,也可指随着未来人口增加人们对水数量的担忧。因此,水被还原到H2O和水循环的抽象观念,可以没有社会和生态特征,但水危机有复杂的社会和生态,时间和空间的特征。水危机无法回归到抽象的水的自然观念,这表明我们对水的自然观念与现实中发生的水危机问题存在着张力。

水危机的全局维度是人类对水的掠夺式开发起始于河流,然后扩展到对地下水的鲁莽抽取,以及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改变和气候变化引发降雨模式的变化。降雨模式的变化是蠕动进展的,人类难以觉察并立即采取行动,但增加了干旱、洪灾等极端灾害事件发生的频次,加剧了降雨的变异性。正如包括我国夏军院士在内的全球顶级的水资源管理专家们所言:“不幸的是,过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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