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书浩如烟海，怎能读得完？谁敢夸这海口？
有人记下一条轶事，说，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对人说过，他幼年时去见历史学家夏曾佑，那位老人对他说：“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他当时很惊讶，以为那位学者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时，他才觉得那话有点道理：中国古书不过是那几十种，是读得完的。说这故事的人也是个老人，他卖了一个关子，说忘了问究竟是哪几十种。现在这些人都下世了，无从问起了。
中国古书浩如烟海，怎么能读得完呢？谁敢夸这海口？是说胡话还是打哑谜？
我有个毛病是好猜谜，好看侦探小说或推理小说。这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我却并不讳言。宇宙、社会、人生都是些大谜语，其中有层出不穷的大小案件；如果没有猜谜和破案的兴趣，缺乏好奇心，那就一切索然无味了。
本文开始说的那两位老学者为什么说中国古书不过几十种，是读得完的呢？显然他们是看出了古书间的关系，发现了其中的头绪、结构、系统，也可以说是找到了密码本。只就书籍而言，总有些书是绝大部分的书的基础，离了这些书，其他书就无所依附，因为书籍和文化一样总是累积起来的。因此，我想，有些不依附其他而为其他所依附的书，应当是少不了的必读书或则说必备的知识基础。
若想知道某一国的书本文化，先读其本国人历来幼年受教育时的必读书。
举例说，想要了解西方文化，必须有《圣经》包括《旧约》、《新约》的知识，这是不依傍其他而其他都依傍它的。这是西方无论欧、美的小孩子和大人在不到一百年以前人人都读过的。没有《圣经》的知识几乎可以说是无法读懂西方公元以后的书，包括反宗教的和不涉及宗教的书，只有一些纯粹科学技术的书可以除外。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书与《圣经》无关，但也只有在《圣经》的对照之下才较易明白。许多古书都是在有了《圣经》以后才整理出来的。因此，《圣经》和古希腊、古罗马的一些基础书是必读书。对于西亚，第一重要的是《古兰经》。没有《古兰经》的知识就无法透彻理解伊斯兰教世界的书。
又例如读西方哲学书，少不了的是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笛卡尔、狄德罗、培根、贝克莱、康德、黑格尔。不是要读全集，但必须读一点。有这些知识而不知其他，还可以说是知道一点西方哲学；若看了一大堆有关的书而没有读过这些人的任何一部著作，那不能算是学了西方哲学，事实上也读不明白别人的哲学书，无非是道听途说，隔靴搔痒。
又比如说西方文学茫无边际，但作为现代人，有几个西方文学家的书是不能不读一点的，那就是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高尔基，再加上一部《堂·吉诃德》。这些都是常识了，不学文学也不能不知道。文学作品是无可代替的，非读原书不可，译本也行，决不能满足于故事提要和评论。
花费比“三冬”多一点的时间，就“文史足用”了。
若照这样来看中国古书，那就有头绪了。首先是所有写古书的人，或说古代读书人，几乎无人不读的书必须读，不然就不能读懂堆在那上面的无数古书，包括小说、戏曲。那些必读书的作者都是没有前人书可替代的，准确些说是他们读的书我们无法知道。这样的书就是：《易》、《诗》、《书》、《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这是从汉代以来的小孩子上学就背诵一大半的，一直背诵到上一世纪末。这十部书若不知道，唐朝的韩愈、宋朝的朱熹、明朝的王守仁（阳明）的书都无法读。连《镜花缘》、《红楼梦》、《西厢记》、《牡丹亭》里许多地方的词句和用意也难于体会。
以上是算总账，再下去，分类区别就比较容易了。举例来说，读史书，可先后齐读，最少要读《史记》、《资治通鉴》，加上《续资治通鉴》、毕沅等的《文献通考》。读文学书总要先读第一部总集《文选》。如不大略读读《文选》，就不知道唐以前文学从屈原《离骚》起是怎么回事，也就看不出以后的发展。
这些书，除《易》、《老》和外国哲学书以外，大半是十来岁的孩子所能懂得的，其中不乏故事性和趣味性。枯燥部分可以滑过去。我国古人并不喜欢“抽象思维”，说的道理常很切实，用语也往往有风趣，稍加注解即可阅读原文。一部书通读了，读通了，接下去越来越容易，并不那么可怕。
这样算来，把这些书通看一遍，花不了多少时间，不用“皓首”即可“穷经”。
你怎么读书都行，只有你抛弃书，书决不抛弃你。
有要求人跪着读的书——神圣经典，句句是真理，在真理面前只有低头。有必须站着读的书——权威讲话。这是训话，没有讨论余地。受教育的人只有肃立恭听。
有需要坐着读的书——为某种目的而读的书。这样读书不由自主，是苦是乐，各人感觉不同，只有坐冷板凳是一样。
有可以躺着读的书——大多是文艺之类。这样读书，古名消遣，今名娱乐。
还有可以走着读的书，可以一边走一边和书谈话。书对读者说话，读者也对书说话。乍看是一次性的，书只会说，不会答。其实不然。书会随着读者的意思变换，走到哪里是哪里。先看是一个样子，想想再看，又是另一个样子。书是特种朋友，只有你抛弃它，它决不会抛弃你。你怎么读它都行，它不会抗议、绝交。
所以经典也可以走着读。
我对孔夫子牌位磕过头，对释迦牟尼像也磕过头，但我读经书不是跪着读的。
孔门的《四书》背诵最早，《五经》没背全就上小学了。佛门的经背得更少。背书是机械动作，不用头脑，背过了也不懂。背来背去，口头背成顺口溜，心里想别的，有时也和书对上话。书不回答，我替它回答，再一背，居然觉得书中更有答话。后来读到柏拉图的《对话集》等书，才知道不仅是《论语》记对话，《金刚经》记对话，欧洲书中也有不少对话。不仅上古中古人对话，近古近代人也对话。
与书对话，其乐无穷。
不妨抄下几段原始记录，书人对话。书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定是非也。
人我明白了。这句话的第一点是民法，第二点是刑法，第三点包括国籍法、移民法，第四点连所谓“法哲学”都有了。思想很现代化呀。
书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
人了不起！这不是兵法的“知己知彼”，避免片面性吗？情人、夫妻之间若遵这条礼，大概离婚率可以降低了吧？
书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
人这里大有文章。“言”不能决定本身性质归属。只会说好听的话不能算数。
书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人这是国际准则也是人际习惯吧？
还有来回讨论，不能记了。这只是（《礼记》）第一页里的几处句子。
书是好朋友。与书对话，其乐无穷。连干燥的古书《礼记》都能活跃起来，现代化。不会读，书如干草。会读，书如甘草，现代化说法是如同口香糖，越嚼越有滋味。
“杂家”●金克木金克木，文学家、翻译家、学者，年8月14日生于江西，历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和季羡林、张中行、邓广铭一起被称为“燕园四老”。就是这样一位学贯古今、博通中西的奇才，却因家贫辍学，只上过一年的中学，晚年填写学历一栏时依旧是“安徽寿县第一小学毕业”。
在图书馆“偷学问”
年，19岁的金克木来到北平。当时他想上大学，但没有中学文凭显然是不行的。金克木便同其他“北大迷”一样，成为北大“边缘”人、“校漂一族”。年，他当起北京大学图书助理员，负责借还书。他把借书还书的北大师生，看做“无言之教”，由借书者的书目按图索骥，知道了什么书“畅销”，什么书“滞销”。
△青年金克木图自网络
“一位神气有点落拓的穿旧长袍的老先生”前来借书，金克木回忆，“他夹着布包，手拿一张纸往借书台上一放，一言不发。我接过一看，是些古书名……待这位客人走后，我连忙抓张废纸，把进出书库时硬记下来的书名默写出来，以后有了空隙，便照单到善本书库中一一查看。经过亲见原书，又得到书库中人指点，我增加了一点对古书和版本的常识。我真感谢这位我久仰大名的教授。他不远几十里从城外来给我用一张书单上了一次无言之课。当然他对我这个土头土脑的毛孩子不屑一顾，而且不会想到有人偷他的学问。”
他自成宇宙，供来者探究
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接受不到系统教育，未被专业束缚，一切读书全凭喜好，久而久之，金克木成了一位具有百科全书兴趣的学者。他靠自学精通梵语、巴利语、印地语、乌尔都语、世界语、英语、法语等多种语言文字。他翻译的第一本书是《通俗天文学》，第一本文学著作是新诗《蝙蝠集》，大学第一份教职是在湖南大学教法文。年，从印度学习古印度文化回来，在武汉大学哲学系担任哲学教授。年，在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担任东方学教授。
△金克木图自网络
上世纪30年代，著名诗人戴望舒非常欣赏金克木的文学作品，写了一首《赠克木》，让他在星辰天空之外，更多看看人间。
《赠克木》（节选）
记着天狼、海王、大熊………这一大堆，
还有它的成分，它的方位，
你绞干了脑汁，胀破了头，
弄了一辈子，还是个未知的宇宙。
……
也看山，看水，看云，看风，
看春夏秋冬之不同，
还看人世的痴愚，人世的悾悾：
静默地看着，乐在其中。
乐在其中，乐在空与时之外，
我和欢乐都超越一切境界，
自己成一个宇宙，有它的日月星，
来供你钻究，让你皓首穷经。
除了天文学，数学也一直为他所好。金克木早年即同数学家华罗庚谈得来，华罗庚也是文理兼通。及至晚年，武汉大学教授李工真去拜访他时，“他滔滔不绝地给我谈起他近年来对世界数学发展史研究上的心得。他发现15世纪以后所有近代初期的西方思想家和科学家几乎都是数学家，而数学可以说是科学的神经，显示着文化的缩微景象。”
在临终前的几个月，他还让女儿借来霍金专门谈黑洞的天文学作品，并在电脑中留下了《黑洞亮了》的遗作……
年8月5日，金克木因病在京逝世，遗言：“我是哭着来，笑着走。”
转载请注明：http://www.0431gb208.com/sjsbszl/507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