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萧红，似乎总绕不开一个「悲」字，她是中国女作家里的极少数。
萧红自幼丧母，父亲冷淡，继母不仁，祖母重男轻女，唯有慈祥的祖父与她做伴。
茅盾给萧红的最后一部小说《呼兰河传》写序时说：
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
寂寞，是茅盾怀念萧红时最常用的词，寂寞笼罩着她的童年、她的故乡，直到最后仍是寂寞地离开人间。
同时，萧红的一生也是勇敢的，叛逆的。
祖父去世后，萧红毅然前往北平求学，却因为得不到家庭资助，被迫中断，灰溜溜地回了家，19岁萧红又因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出走，从此再没回过家。
她开始了颠沛流离，食不果腹的生活，青岛、上海、北京、西安、武汉……都留下她的踪迹，中国文坛几乎没有哪个女作家有这般经历。
就像她在散文《饿》中写到的那样，在她的漂泊岁月中「只有饥饿，没有青春」。
而她短暂生命中的最后一本书，与这些曲折的经历无关。
而是直白地描绘了一座北方小城刻板，单调，重复的生活，人们凭借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而萧红则有意识地反抗这无意义地重复与苦闷。
在悲壮的斗争的大时代，她怀着寂寞的心情，以含泪的微笑回忆这寂寞的小城，她的故乡——呼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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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仍是平平静静地活着—呼兰河是一座小城，并不怎样繁华，拢共只有两条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东到西，除此之外，就是一些小胡同，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十字街口是呼兰河最繁华的地方，有金银首饰店、布庄、油盐店、茶庄、药店，还有拔牙的洋医生。
只是那医生店门口的招牌实在稀奇古怪，上面印着一排巨大的牙齿，人们看了不免觉得害怕，就算牙疼得再厉害，也没想过进去瞧瞧，还是到中药铺里抓二两黄连，回家含着算了吧。
那牙医挂了两三年招牌，客人却寥寥无几，难以为继，只好兼做了收生婆。
除了十字街，还有东二道街和西二道街，这两条街从南到北贯穿，大概有五六里长。
东二道街上有一个大泥坑，一丈来深，人掉下去是看不到顶的，春去秋来，不知道有多少生命曾与它抗衡，车夫、马匹、孩子……
最后一个老绅士掉进去了，从坑里爬出来时，他问街坊：怎么不把两边的院子拆掉，把路拓宽，绕着这大坑走。
有人说拆墙，有人说种树，却没有一个人说要把这泥坑填平的。
这泥坑淹死过小猪，闷死过狗，闷死过猫，鸡和鸭也常常死在里边。一旦肉市上的肉降价了，大家就会想起这泥坑子——是不是又淹死猪了？
等买回家细看一番，似乎有点不大对，怎么这肉又紫又青的！可不要是瘟猪肉。
但是又一想，哪能是瘟猪肉呢？一定是那泥坑子淹死的。
其实这泥坑一年到头也没几头猪掉进去过，有几年连一头猪都没掉进去过，哪来那么多淹猪肉呢？但是大家就这么心安理得的吃着。就是有人吃出病来说它就是瘟猪肉，也会有人反驳：胡说！我也吃了，怎么就没病呢？一定是你吃的时候起了这疑心，才遭报应。
总之任何一个说淹猪肉是瘟猪肉的人，都是人民公敌。而这泥坑子却是大功臣，没有它，可怎么把瘟猪肉变成淹猪肉，让大家心安理得的吃上这么实惠的猪肉？
东二街除了大泥坑子以外没什么引人注目的事，有的只是些默默无闻地活着的人，比如卖豆芽菜的王寡妇。王寡妇一年一年地卖着豆芽菜，平静无事，过着安祥的日子，
忽然有一年夏天，她的独子到河边去洗澡，掉河里淹死了。
这事当时也传遍十里八乡，闹得沸沸扬扬，但没多久也就平静了，没人记得王寡妇的儿子死了，虽痛失爱子，但王寡妇的日子还得过，她还晓得要去卖豆芽菜。
只是有时候菜被偷了，她就到庙台上大哭一通，过路的人也动了恻隐之心，不过为时甚短，久而久之，王寡妇就被人们划分到疯子、傻子、瞎子、聋子那一类人中去了。
试问哪个乡、哪个县、哪个村没几个瘸子、瞎子、疯子或是傻子，他们都是不幸者，在呼兰河，一切不幸者，都是叫花子，有时被人熟视无睹，有时也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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