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骑——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作
得知姥姥、姥爷这两天要来我家的消息后，母亲高兴极了，马上吩咐父亲去镇子上买牛肉、羊肉、猪肉、粉条，还有一些不常见的新鲜蔬菜，为迎接姥姥、姥爷的到来提前做好准备。
父亲从一个叫东大山的铁矿因病返乡后，当了十几年的生产队长，因为有病的原因和脾气暴躁的原因，先后无数次向村里、乡里的领导提出辞职。村里、乡里的领导以父亲能够镇得住那些不出工，还有缴公粮不够积极刺毛的村民们，所以屡次不能同意，父亲只好一边发着牢骚，一边继续当着队长。
毕竟自己的丈母娘和老丈人要来啦，母亲的话可不能不听。看着父亲一扁腿蹬着自行车绝尘而去，母亲吩咐我去逮只鸡来。因为姥姥的牙口不怎么好，母亲要给姥姥熬鸡汤喝呢。
按照母亲的吩咐，我来到院子里，那只芦花大公鸡是这群鸡中的龙头老大，一见我便咯咯咯地叫了起来。这个飞扬跋扈的家伙，仗着我岁数小，个儿低，每次吃饭的时候，曾经无数次跳起来抢我碗里的饭吃，好几次还啄伤了我的小手。更为可恶的是，这个家伙特么随时随地跳在母鸡们的背上大行苟且之事，踩光了有些母鸡背上漂亮的羽毛，母鸡们那血丝呼啦的脊背，经常闪现在我的眼前。
因为之前母亲没有告诉我逮哪只鸡，我心里盘算着先拿这只芦花大公鸡开刀，如果姥姥、姥爷在我家住的时间长一些，然后再按照母亲的意思，逮别的公鸡母鸡们给姥姥熬鸡汤，我吃鸡肉。
我撩开双腿，飞步上前，冲着那只芦花大公鸡扑了过去。不曾想，这个家伙早已猜到了我的意图，领着那些公鸡母鸡们四散奔逃，弄得院子里尘土飞扬，连那只铁链拴着的大黄狗也冲着我汪汪汪狂吠起来。后来上初中了，才知道有个成语叫：鸡犬不宁。
我和那只芦花大公鸡的博弈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只见它一会儿飞上墙头，一会儿跳上草垛，大有一番玩死我的节奏。
气喘吁吁之际，只好逮住了一只母鸡交差了事。从那以后，那只芦花大公鸡也许埋怨我逮走了它的妻妾或者嫔妃，只要看到我，总要一边冲着我咯咯咯地发泄着不满，一边带着那些公鸡母鸡们躲到很远的地方，高昂着脑袋，警惕地望着我。
后来母亲吓唬我，家里全靠那只芦花大公鸡打鸣呢，如果伤了那只芦花大公鸡，就让我每天睡在鸡窝里替芦花大公鸡值守。听完母亲的话，我再也不敢动非分之想了。
后来，那只芦花大公鸡使劲儿打鸣，那些母鸡们拼命下蛋，以报答主人不杀之隆恩。有时候，偶尔有一只母鸡下了软蛋，却特么照旧咯咯咯地向母亲邀功，母亲便看着那个软蛋责怪我：都是你上次让母鸡受到了惊吓才这样的。我听了实在无语。
姥姥、姥爷家距离我们足有十公里。姥姥当时为了赶时髦还是什么别的原因，裹了小脚。如此远的距离，假如迈开那三寸金莲，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到我家呢。所以，只要姥姥到我家的时候，选择步行的工具一般用驴车或者马车代步。有时候姥爷用驴车送姥姥到我家，有时候父亲用马车接姥姥到我家。姥姥不论是乘坐马车还是乘驴车，一律在板车上铺一层厚厚的、发着清香的麦草，麦草上面再铺上一张褥子或者牛毛毡，姥姥端坐在马车或者驴车里，满头银发梳得纹丝不乱，永远一身黑衣黑裤，再用一条黑裹脚布裹了裤腿，在尖尖的小脚布鞋与裤腿之间便露出一圈儿白色的袜子来。
姥姥到了我家，在姥爷或者父亲的搀扶下，颤颤巍巍下了板车，照例在我脑袋上抚摸一番，一边说着外孙儿又长高了，一边递给我一毛钱。我顾不上说声谢谢，早已撩开脚丫子，冲到商店里，买了铅笔和带香味儿的那种橡皮。
姥姥在我家的那些日子里，其实是我最幸福的时光。天天有好吃的，哪怕犯了错误也不怕父亲和母亲。
儿女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后来，姥姥岁数越来越大了，大到无法坐着驴车或者马车来我家了，只好吩咐姥爷隔三差五来我家看我们。
姥爷虽然长得膀大腰圆，但是天生有一副好嗓子，曾经是县剧团的台柱子，唱现代戏曲，也唱秦腔和地方曲目。因为当时县城里的人口实在太多了，粮食不够吃，姥爷一家便响应上级备战备荒的号召，来到了一个叫永昌镇的地方当了农民。后来落实了政策，姥爷岁数大了，无法继续回县剧团工作，县剧团的领导答应可以安排姥爷未成家的一名子女顶替上班，可是我三个舅舅，还有大姨和我母亲都已成家，顶替上班是不可能了，剧团领导便给我姥爷每月发一些工资作为补偿。
姥爷来我们家的时候，一般是步行。早上吃完早饭，足足十公里的路，不到中午，姥爷就能走到我家。姥爷到我家的时候，跟姥姥一样，一身黑衣黑裤黑布鞋的装束。唯一不同的是，裤腿没有用裹脚布裹着。天气冷的时候，姥爷总是戴着一顶深蓝色的帽子，脖子上围着一条黑围脖，一副精神矍铄的样子。
每当母亲得知姥爷来我家的时候，除了继续吩咐父亲更多地买肉、买菜以外，还要让我逮两只鸡。
因为，只要得到姥爷来我家的消息后，村子里的人儿像过年一样，都很开心，一边奔走相告，一边纷纷赶过来听姥爷唱戏。那些姥爷喜欢的，还有德高望重的老人，听姥爷唱完戏之后，母亲总是要留下来在我家吃饭的，一只鸡哪能够吃呀。
我吸取上次逮鸡的教训，为了不让母鸡们受到惊吓下软蛋，把一个芨芨草编成的大筐扣在地上，用一根木棍儿作支撑，木棍儿上栓一根长长的细绳儿，再在大筐底下撒上粮食，我拽着细绳儿在远远的地方等待着。一旦那些不长脑子的鸡们到大筐底下觅食，我便手疾眼快拽细绳儿，随着木棍儿倒地，那些倒霉的鸡们便被牢牢扣在大筐底下了。
看到姥爷进了院子，母亲有时候拿着一条毛巾，有时候拿着一把鸡毛掸子，总会带着一脸喜悦，急匆匆赶过来清扫姥爷裤腿上、布鞋上的那些尘土和泥巴。
拿着工资的姥爷看到我，会拍着我的脑袋，嘴里说着外孙儿越来越壮实了，并顺手递给我两毛钱。我用这两毛钱除了买铅笔和那种带香味儿的橡皮，还可以买好多好多的糖吃呢。
姥爷说话结巴得很厉害。有时候一个字得重复好几遍，像冲锋枪的单发射击一样才能讲出来，看着姥爷说话痛苦不堪的样子，我都经常替姥爷着急。经常着急的后果是，有时候情绪激动的时候，我也继承了姥爷说话结巴的毛病。
据母亲讲，姥爷结巴的毛病是被吓出来的。
当年，西路军失利之后，马家军四处搜捕流落在河西走廊一带的西路军。姥爷的父亲因为把两名西路军战士藏在了马槽下面，后来不知道怎么走漏了风声。马家军把姥爷的父亲和姥爷绑在两棵白杨树上，手里挥舞着明晃晃的马刀，威逼姥爷父子俩说出西路军的下落。姥爷那时候尚小，父亲确实未曾告诉他那两个西路军究竟藏在什么地方，姥爷的父亲明明知道，却偏偏不肯说。最后的结局是，马家军当着姥爷和乡亲们的面，用马刀砍掉了姥爷父亲的脑袋。面对这血腥的一幕，姥爷从此落下了说话结巴的毛病。
被姥爷父亲救下的那两个西路军后来当了大官，姥爷被政府安排到县剧团工作了。
一直令我惊奇的是，姥爷唱起戏来却从来不结巴。底气十足，声音洪亮，字正腔圆。那些现代戏、秦腔还有地方曲目中的各路神仙、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所表现出来的悲欢离合、家国情怀，通过姥爷之口，演绎得活灵活现、出神入化，倾听得乡亲们意犹未尽、欲罢不能。直到现在，依旧让我佩服得不得了。
姥爷离开我家的时候，父亲一般骑着自行车送姥爷回家。那是母亲省吃俭用买的一辆飞鸽牌加重自行车，有时候父亲骑着它去乡里、县里开会，有时候父亲骑着它去街上买肉买菜，有时候父亲载着我去县城里玩耍，有时候父亲也会载着母亲去看望姥姥姥爷。
后来姥爷老了，走不动路了，便在毛驴儿背上搭上一张小褥子，逢年过节的时候，骑着毛驴儿来看我们。
再后来，姥姥姥爷仅仅相差了一天，以八十四岁的高龄，相继离开了这个花花世界。
姥姥姥爷去世的那段日子里，母亲和父亲在姥姥、姥爷的灵柩前嚎啕大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常常陪着母亲掉眼泪。
我上初中的地方叫四十里铺，距离我家有六、七公里的样子。母亲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让我骑着上学。
这辆自行车其实是二手货，骑了没有多久，除了车铃儿不响，其它零件儿都特么响。有一次，链条儿断掉了，我只好推着那辆破自行车去上课。因为迟到，被老师罚站整整听了一堂课。
为了上学不再迟到，为了不再被老师罚站听课，父亲学会了修理自行车，充气、补胎、上油、续接链条、更换零部件样样在行。有时候，那辆破二手永久牌自行车实在修不好了，父亲便让我骑着他的那辆飞鸽牌自行车上学放学。凑巧的是，这时候只要父亲接到去乡里、县里开会的通知，家里的交通工具就剩下那匹枣红色的老马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父亲响应上级政策，把村里的土地全部分田到户，各家各户种自己的土地，过自己的日子。后来生活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母亲一下子买了两辆自行车，一辆凤凰牌的留给了妹妹，一辆飞鸽牌的让我继续骑着上学。
每年接到上级安排修水库、修道路、修水渠等公益性项目的通知，总是令父亲大伤脑筋。因为各家各户要么派家里的老弱病残充数，要么以种种借口不愿意出人手干活，父亲一扁腿跃上那辆已经很旧的飞鸽牌自行车，走巷串户去要人。遇上那些刺毛的村民，父亲便一把推倒自行车，站在村民家的院子里破口大骂。那些村民都知道父亲脾气不好，况且去完成的工作都是人人受益的事情，只好陪着笑脸，保证召回自己外出打工的丈夫或者儿子，如期到达施工现场，听从父亲调遣，父亲方才罢休。
我当兵那一年，村子里的摩托车、手扶拖拉机开始多了起来，偶尔还能看到村里的青皮后生们开着汽车跑运输挣钱。
那一年，我被批准入伍了。乡里派来一辆解放牌卡车来接我，学校组织了锣鼓队为我送行。在震天的锣鼓声中，我披红带花登上汽车的一刹那，看到父亲陪着母亲站在高处，一边揉着眼睛，一边望着我渐行渐远。
我乘坐绿皮火车整整两天两夜才到达了部队驻地。我所在的连队属于技术兵种，操场上几十辆草绿色的解放牌大卡车排成一条线，宛如等待首长检阅的部队。
新兵训练刚刚结束，连队接到了奔赴云南老山前线参加防御作战的命令。一夜之间，连队那几十辆草绿色的解放牌卡车全部换成了草绿色的东风牌大卡车。随后大卡车和我一起坐上军列，一路浩浩荡荡，热血沸腾，开赴那片硝烟弥漫的战场。
父亲得知我上前线的消息后，买了两张火车票，在我老叔的陪伴下，坐着火车到部队来看望我。他俩乘的同样是绿皮火车，只不过我是坐着到部队的，父亲和老叔是站着到部队的。整整两天两夜啊，父亲和老叔的腿都站肿了。据老叔后来讲，下车的时候，四十多岁的父亲竟然一下子摔倒在站台上。
开赴前线的时候，我乘坐的那是军列，闷罐车里坐着连队的战友，平板车上载着那些东风牌大卡车一路向东。我始终感觉军列走走停停，停停走走，那个慢哟，竟然走了有五、六天的样子，好在沿线的军工站为我们提供食宿，路上才没有遭更多的罪受。
大概两年半的时间，在那个叫麻栗坡的县城里，各式各样披着伪装网的军车来来往往。有运送作战部队的，有运送伤员烈士的，也有拉运弹药军需的，喇叭声儿此起彼伏，给这座边境小城带来种种神秘和喧嚣。
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我和战友们乘坐军列凯旋而归。这次的军列不再是闷罐车，而是那种绿皮车厢组成的军列，那些东风牌大卡车们依旧坐着平板车。
连队首长批准了七天假，让我回家探望父母。思乡心切，归心似箭呐。我买了一张特快火车票，坐了一天一夜到了家乡的火车站。下了火车，早已等候在站台上的父亲三步并作两步，抱住我泪眼吧嚓一番，然后县武装部派一辆挂着军牌的吉普车送父亲和我回家。因为，我在战场上荣立了二等战功，为家乡争了光。所以，待遇和规格和别人就是不一样。
退伍回到地方被分配到铁路工作，我当上了一名火车司机。说是火车司机，其实得从学习司炉、司炉、副司机这三个阶段干起。在那台编号为的蒸汽机车上，我穿着黑乎乎、油腻腻的工作服，整整站在蒸汽机车上烧了三年火，铁路系统有个专业术语叫：焚火。每当蒸汽机车运行在长大下坡道上的时候，我坐在司机屁股后面的小椅子上可以喝口水、歇口气。
难得小憩的片刻功夫，我擦着汗水，脑袋伸出窗外，扭头望着身后巨龙似的列车，心里顿觉一阵释然。因为，有时候身后拉的那是国家经济建设需要的物资，有时候身后拉的那是四处奔波的人儿们。
考上副司机的那一年，因为文笔尚可，领导给我提了干。日常坐在办公室里除了接打电话和写公文、写讲话、报报表，还要夜查和抽查司机们的标准化作业执行情况。
每当夜幕降临，我总要拿上对讲机和手电筒，有时候坐着单位的吉普车，有时候坐着单位的越野车，到达沿线的某一个小站上，检查过往机车司机们的规范化用语和标准化作业。看着司炉在司机室里舞动着大铁锹挥汗如雨的身影一闪而过，仿佛看到了自己当初的模样。
调到铁路分局当秘书的那一年，蒸汽机车全部被内燃机车代替了。司机室里锃明瓦亮，一尘不染，不再是蒸汽机车那种傻大黑粗，乌烟瘴气的景象。每台内燃机车上只有司机、副司机，司炉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值乘的时候，司机、副司机一律穿着整洁的铁路制服，戴着大盖帽，端坐在司机室的两侧，伴着嘹亮的汽笛声，神定气闲操纵着机车一路向前。那些俗称“油包”的工作服早已不见了踪影。
因为工作环境的变化，每次陪领导出差，我有时候坐轿车，有时候坐沙漠王越野车，有时候坐火车，当然是坐卧铺甚至软卧。每年年休假，还可以坐上飞机，从空中俯瞰祖国的大好河山。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富强，电力机车行驶在祖国的四面八方，动车组驰骋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复兴号列车疾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之前到达当兵所在的那座城市的距离不再遥远，仅仅只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
窥一斑而知全貌。交通工具的不断变化，见证着伟大祖国的日新月异，见证着伟大祖国的欣欣向荣。
去年从厦门乘飞机飞往兰州的航班上，上飞机的时候，我遇到了四世同堂的一家人。看着他们一家相依相偎，其乐融融的样子，我忽然想到了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姥姥、姥爷还有父亲。假如他们尚在人世，我一定会请他们坐轿车、坐沙漠王、坐动车、乘飞机，从中感受祖国交通的飞速变化，从中体验幸福满满的感觉。
今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一家离开省城去和母亲团聚。那天午饭以后，伴着节日的喜庆氛围和冬日里明媚的阳光，母亲特意坐上我儿子的宝马车到市区里兜风。此刻，车载音响里正在播放着那首深情高亢的《我和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流出一首赞歌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
我歌唱每一条河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路上一道辙
……
母亲一路上喜笑颜开，嘴里连声念叨着：国家现在的好日子，都让我这个老太婆赶上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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