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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为什么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

来源:笛 时间:202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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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身士家,从小受家庭熏陶,多才多艺。他师从沈从文,作品清新自由。他喜欢生活,一花一木,一餐一饭,都能成就他笔下的快活。他的一生都在历史的大潮中起伏跌宕,天灾、战乱、奔波、饥饿都不鲜见。但他笔下始终都是普通人的平常生活。有人说他的作品没有批判性,思想也不深奥。但他说他写的都是他熟悉的人,熟悉的生活。这些人非常善良和美好。写这些美好的事物,会使读者感到安慰,得到温暖。他擅长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等,为我们展现出一幅优美的风俗画。而他的散文则独树一帜,充满了《诗经》这样古典文学的味道。他的作品令人回味无穷、隽永绵长。年,在亚马逊年度纸质作家榜上,他排名第三。他就是汪曾祺。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则自称是“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而我认为,贾平凹的评价最贴切:“一文狐,修炼成老精。”一汪曾祺出生于年的元宵节。中国人一直很重视这个节日,不管从前现在,还是南方北方。所以,汪曾祺说:“沾了这个光,我每年的生日都不会忘。”汪曾祺的故乡在高邮。他说自己家是“一个旧式地主家庭”。家里田产颇丰,有两三千亩地,还有两家药店和一家布店。同时也是书香世家,祖父是清朝最后一期“拔贡”,是秀才里的拔尖人才。汪曾祺从小生活在浓重的中国古典文化氛围中。小时候祖父教他背唐诗,读《论语》,还教他写过初级八股文。汪曾祺13岁时候祖父就说,如果在清朝,他绝对可以考中秀才。汪曾祺的生母,在他三岁的时候因病去世。他后来发现母亲生前写的大楷,说“字写得很清秀,说明我的母亲是读过书的。”汪曾祺的二伯父早逝,膝下无子,二伯母很喜欢汪曾祺,经常教他读《长恨歌》《西厢记》,还会讲一些苏东坡轶事这样的文学故事。二伯母的诗念得抑扬顿挫,很有感情,所以,“她教过我的诗词,我一直记得很清楚。”对汪曾祺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父亲。“我父亲是我所知道的最聪明的人。”汪曾祺的父亲不但多才多艺,而且文武双全。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斜杠青年,而且是很多个斜杠的那种。父亲精通金石书画。他在家里有专门画室,擅长工笔菊花,后来改写意花卉。经常有人来求画,是“一方名士”。他的印刻风格初清秀,后豪放。父亲私藏的田黄石,被汪曾祺写进了小说《岁寒三友》中。父亲精通音律,会多种乐器,笙箫管笛,琵琶古琴,样样精通。“他吹过的箫和笛子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好的箫笛。”父亲不但会中国乐器,后来遇到小提琴,他也能很快就学会。父亲心细手巧。汪曾祺生母去世时的冥衣,全是父亲糊的。他糊的单夹皮棉四季衣物,跟真的一样,甚至能分清羊皮和狐皮。父亲会糊最复杂的蜈蚣风筝,会养鸟养蟋蟀,会用玻璃做出各种器具,在里面养昆虫。父亲年轻时是运动员,撑杆跳拿过江苏省第一名。还会单杠,踢足球,练过武术。汪曾祺亲眼见过父亲轻松撂倒一个勒索的小混混。而父亲赖以为生的职业是眼科医生。汪曾祺说:“如果我还不太不算太笨,大概跟我从父亲那里接受的遗传因子有关。我的审美意识的形成,跟我从小看他作画有关。”家庭始终是一个人精神成长的基石。“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汪曾祺的家是个典型的在中国古典文化浸润下的家庭。二上学后,汪曾祺遇到了许多好老师。汪曾祺3岁多开始上幼儿园,是县里第一届“幼稚园”学生。幼稚园老师王先生,自编自导儿歌舞蹈,带孩子们玩儿。先生踩风琴的声音让他记了一辈子。61岁汪曾祺回家乡,专门写了一首小诗,送给王先生。称王先生给他的是“师恩母爱”。小学三四年级的语文老师,给汪曾祺的书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学阶段对汪曾祺影响最大的是语文老师高北溟。他除了教授固定课本,还自选讲义。他选的文章都性情自然,充满人道主义。汪曾祺这时接触到了归有光,给他后来的思想和文风,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汪曾祺后来以高先生为原型,创作了短篇小说《徙》。另一位对汪曾祺产生很大影响的是韦子廉,是当时县里一个有名的书法家。他每天让汪曾祺写《多宝塔》,学习桐城派古文,对其书法风格,文章洗练特点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韦先生处世正直有风骨。后来拒绝为伪政权服务而出家。汪曾祺和韦子廉先生只相处了一个暑假。但先生的人格风采、学识教养,让汪曾祺终生难忘。直接影响汪曾祺未来写作风格的是两本书,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沈从文选集》。年他们全家到乡下避难,汪曾祺随身带了这两本书,他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惊呼:“小说还能这样写!”大学报考西南联大,汪曾祺毫不忌讳其动机,就是为了能师从沈从文。大学里,他直接接受沈从文的教导,跟着沈从文的写作方法训练。他在昆明七年,所有作品都是沈从文替他寄出并发表。他们维持了一生的亦师亦友的关系。一个人未来的样子,是岁月慢慢选择和磨砺的结果。汪曾祺是幸运的,他不断遇到名师指点,博采众长,最后形成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和书画审美技艺。三汪曾祺生性豁达,崇尚自由,对普通人有大悲悯。这是人生态度,也是文章风格。“多年父子成兄弟”是汪曾祺父亲的名言。父亲很随和,从来不对孩子们发脾气。春天带孩子们放风筝,秋天则给孩子们做西瓜灯。汪曾祺说:“父亲鼓捣半天,就是为了让孩子们高兴一晚上。我的童年是很美的。”父亲关心孩子们的学业,但不强求。儿子作文好,父亲就拿着让别人看。数学不好,父亲也不责备。看见儿子画画,他从来不指指点点。儿子喜欢唱戏,他就在旁边拉琴伴奏。儿子初恋写情书,他就在旁边出主意。儿子学会吸烟喝酒,他就喝酒时先给儿子倒一杯,抽烟时,也给儿子一根,并且先给儿子点上火。这种亲密而自由的父子关系,也影响了汪曾祺和自己后代的关系。汪曾祺的儿子和孙女,都可以直接叫他“老头子”。有人说这样做“没大没小”。但汪曾祺认为,“在一个现代化的家庭,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是没意思的。”“儿女们的现在和未来,都要由他们自己去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这是多么先进的教育理念。即使在现在,很多父母仍然在试图用自己的模式去塑造孩子。我们真应该学习汪曾祺的亲子之道。汪曾祺报考西南联大,除了想追随沈从文,也是为了自由。他在《骑了毛驴考大学》中说,为什么那么多同学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历尽千辛万苦来考西南联大?是为了寻找真理,寻找智慧。而他,则是因为听说这里学风很自由,“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我就是冲着吊儿郎当来的。”后来,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够成为教育史上的奇迹,汪曾祺认为也要归功于自由。汪曾祺喜欢自由。对于我国历史上的那段特殊时期,很多人都会回忆当时的苦难。但在汪曾祺笔下,下放的那段时间特别自由,且充满乐趣。他写自己当时怎么画土豆吃土豆,说自己是“吃过最多种土豆的人”。还说那是他自成年以后,读书最专心的时期。人常说要乐观。但乐观从哪里来?从汪曾祺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乐观来自自由不拘束,来自豁达和宽容,来自自我追求。处事风格决定汪曾祺的写作风格。他的文章不拘一格,经常有出人意料的精彩,让人忍俊不禁。因为画土豆,汪曾祺爱上了这种移民过来的食物。他说外国人最常用土豆做罗宋汤和沙拉。也希望我们中国农民也会爱吃罗宋汤和沙拉。“为什么?”看他提出这个问题,读者也许会想,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个非常高大上的答案。因为他对吃有非常精深的研究。“因为它们很好吃。”哈哈,没想到吧,汪氏答案就是这么直白!在《腊梅花》一文中,汪曾祺回忆自己在过年时负责上树折腊梅,然后给各处插花,营造过节氛围。全文都笼罩在一种温暖祥和的气氛中。可最后他突然笔锋一转:“我应该当一个工艺美术师的,写什么屁小说!”看到这里,简直要笑死。正如贾平凹评价:“一文狐,修炼成老精!”四说汪曾祺就离不开吃。汪曾祺爱吃,会吃,吃得有学问,吃得源远流长。汪曾祺关于吃的文章,收在散文集《人间知味》里。这本书能让读者看得垂涎三尺,又啧啧称叹。汪曾祺的很多记忆是关于吃的。很多人都熟悉他对故乡高邮咸鸭蛋的描写。对自己的第二故乡昆明,他也有满满的关于吃的回忆。汪曾祺71岁重回昆明,当地朋友带他到一个花鸟市场。开始他看看这看看那似乎兴趣不大。然后问同行的人:“这里原来叫什么名字?”当地同志一说,他马上兴致就来了:“这个地方我熟悉,这儿原来有一家馆子,鸡枞做得最好,昆明人想吃鸡枞都上这家来,这家还用大锅熬苦菜汤,不收钱,可以甩大碗自己去舀。”一说到吃,他就兴致勃勃。对于吃,汪曾祺是认真的。很多喜欢吃的人,都说袁枚的《随园食单》好,还会照着做。可汪曾祺却说:“袁子才这个人我不喜欢,他的《食单》好些菜的做法是听来的,他自己并不会做菜。”他肯定都照着《食单》的菜谱做过,才会有这样结论的。对吃他可是毫不含糊。家乡的食物,他要知道在别处叫什么。书里前人的记载,他也非要在实际生活中找到、吃到不可。他的家乡有种叫“鵽”的野味,别的地方没有。他一直想弄清楚其生物属种分类。在《辞海》上他看“鵽”词条下是“鵽鸠”,而“鵽鸠”的解释是“沙鸡”。便说《辞海》说的不是。因为“沙鸡我是见过的,吃过的。”在《大淖记事》里,他写有“蒌蒿薹子加肉炒极清香”的句子。他后来解释,经查阅大量资料,他始终没弄明白,“蒌”到底该读“吕”还是“楼”?“蒌蒿”和“白蒿”又有什么区别?“望懂诗、懂植物学,也懂吃的博雅君子有以教我。”“蒌蒿薹子加肉炒”产生的“清香”,汪曾祺解释,是“食时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的气味。”试问有哪个作家能像汪曾祺这样,对自己写的文字要进行这么严谨的考证?《十五从军征》中有一句“采葵持作羹”。关于这里的“葵”,汪曾祺做了大量研究。他想到了向日葵、秋葵、蜀葵、戎葵,都不是。最后在嘉庆进士吴其浚的书里找到答案,“葵”是冬苋菜。但仅有概念是不行的,还要见过吃过。终于,偶尔一次他吃到一种陌生的菜,询问得知是“冬苋菜”。又见人洗菜,再次询问才证实,“这就是葵。”而且,“这种菜作羹正合适。从此才算把《十五从军征》真正读懂了。”汪曾祺还考证,原本葵是中国的主要菜蔬,是“百菜之主”。但到明代《本草纲目》已经说它是草了。为什么?汪曾祺认为是大白菜代替了葵的位置。而且吴其浚原本也不知道“葵”就是“冬苋菜”,是他后来到南方做官,才发现这种蔬菜仍然存在。由此汪曾祺说:“蔬菜的命运,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有兴盛和衰微,提起来也可叫人生的一点感慨。”汪曾祺对吃的态度,对作学问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汪曾祺还建议年轻人多认识点草木鱼虫,多积累点生活知识。因为这些都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爱自然,就是爱人类。五汪曾祺有一首诗,题为《我为什么写作》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弄笔半纪,今已华发。成就甚少,无可矜夸。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理,抒情其华。有何风格?兼容并纳。不今不古,文俗则雅。与人无争,性情通达。如此而已,实在无啥。汪曾祺认为自己是个乐观主义者,相信人类是有前途的。他也曾因为在旧社会生活穷困卑屈,对现实不满又找不到出路,在读了一些西方现代派作品之后,对生活产生了悲观色彩,有时候还会有点玩世不恭的态度。是沈从文教他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不能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一个人总应该用自己的工作让这个世界更美好一些。任何时候也不能丧失对生活的情趣,不能丧失对生活的热爱。对生活的态度也是对写作的态度。汪曾祺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读一点我的作品。”读一篇汪曾祺的文章吧。生活如此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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