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笛身，音扬声远，游历几百年前的世界航海路线，高音把握“行驶”的步调，低音吟唱细腻的情感，在起伏高低间情绪缓慢舒展，一如这跌宕的来华之路。饱满的，不只是经历；厚重的，也不只是得以传递的多元文化。他们在用音符吟诵这更饱满的人生阅历和更厚重的可贵灵魂，曼妙旋律在此夜为人们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之门。
年是庞迪我在澳门逝世周年。他曾经不为人知，但通过这一年的各种纪念活动，他最终被人们所了解，获得了他应得的地位：中西两国间知识及文化传播的先锋。为了给“庞迪我年”画上完美的句号，12月14日晚，两位巴洛克民乐组合的喙笛独奏家——佩德罗·邦特和伯利恒·冈萨雷斯来到上海米盖尔·德·塞万提斯图书馆。一场精彩的佛利亚二重奏音乐会“自鸣钟：通往中国的伊比利亚之路——音乐与钟表外交”将几百年前的中西往来故事娓娓道来。
佛利亚二重奏音乐会现场，
佩德罗·邦特（左）和伯利恒·冈萨雷斯
本文图片由塞万提斯图书馆提供
他仿佛把自己融入了中国这片土地
佩德罗·邦特是马德里皇家高等艺术学院喙笛荣誉教授、马德里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艺术和人文博士。他的搭档也是他的夫人——伯利恒·冈萨雷斯是卡塔琳娜·古尔卡高等教育中心教授，她曾把钢琴元素加入了笛子演奏。二人自年组合创立以来，已经录制了多盘CD并在欧洲、美洲、非洲和亚洲40多个国家举办了音乐会。早在年，借着北京奥运会对世界的影响“余热”，他们第一次来到中国进行交流，那场音乐会取名为“中国大帆船”。从“中国大帆船”到“自鸣钟”，佩德罗·邦特对音乐会的命名总有自己特别的用意。
如果说“中国大帆船”是一艘驶向世界的文化巨轮，那么在佩德罗·邦特看来，“自鸣钟”更与将它从西方国家带入中国的庞迪我息息相关。在庞迪我所处的历史条件下，外邦人要想进入北京，需要借助向中国皇帝呈奉西方珍稀礼品的机会进入北京，再谋取传教权。“而庞迪我和利玛窦献给万历皇帝（-）的礼物正是‘自鸣钟’（自动鸣音的钟表），并获得万历皇帝的喜爱，也就推动了他们之后传教活动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作为信物的自鸣钟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者。”佩德罗·邦特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自鸣钟所发出的声音在开头与结尾的出现，恰恰为这场闭幕音乐会画上完满的句号。”
在佩德罗·邦特看来，中西方文化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为双方的交流带来机遇，也生发挑战。但正因如此，庞迪我和利玛窦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更值得敬佩。“一开始他们都在找寻双方之间在社会与文化上的相同之处，尤其是庞迪我，关心民生，主动了解中国各方面的文化，为促进双方的互通往来奠定强有力的认知基础。”佩德罗·邦特指出，“中西方的音乐各有特色，存在差异并不难理解。中国朋友会去学习西方的音乐，比如学习演奏巴洛克音乐等，但对于我们或是很多其他文化背景下的音乐家与音乐爱好者而言，能够演奏中国音乐的人非常少。这是一个我们需要进步的空间。”
出席本场闭幕音乐会的特别嘉宾——西班牙作家师煜昊（EnriqueSáezPalazón）在演奏开始前为到场观众简要描述庞迪我进京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他所作出的贡献，而最让师煜昊印象深刻的是庞迪我的亲民与扎根。“与专注于学者间沟通的利玛窦不同，庞迪我对中国社会上的普通百姓也都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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