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在他生活中都经历过不幸和痛苦。有些人在苦难中只想到自己，他就悲观、消极，发出绝望的哀号；有些人在苦难中还想到别人，想到集体，想到祖先和子孙，想到祖国和全人类，他就得到乐观和自信。”——冼星海
（上海国立音乐院）
那个时候，为什么有人会为音乐奋斗一生，甚至可以牺牲生命？因为在民国时期，受到了中西方文化碰撞影响以后，有志之士认为音乐有着强大的力量，情感教育和美育教育成为培养健全人格的一部分，音乐教育和传播能为祖国带来新的能量。
他们坚信音乐能创建新的未来，他们为传播这个福音，甘愿付出一切。
年，在上海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即今天的上海音乐学院。学校成立10周年的时候，正式的毕业生已经达到了54名，曾在学校学习过的学生名。其中百人成为近现代音乐领域的支柱人物。冼星海就在上海的国立音乐院学习过。
艺术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它是先进文化的本质特征。在上个世纪的中华大地上，音乐的核心拥有着民族性，时代性的标志。它结合群众的思想、意志，表达人们真实的精神需求。这样的艺术创作有着强大的生机和活力，鼓舞着人的内心。
讲述冼星海中学毕业后的故事，上篇：贫寒的冼星海：中国首位音乐博士说他志向远大，但心性需要沉稳
今天这一篇将向大家讲述冼星海在岭南大学读预科后，又辗转从上海去闯艺术之都巴黎的故事。
一、音乐的力量
在“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内心，涌动着一股神秘的力量，在他的生活、工作中可以看到这股力量不仅强大，而且真切、诚恳，简明，并始终如一。因为他的目标明确，为音乐，为人民。
（冼星海）
冼星海最初的理想是想创作中国交响乐曲，梦想成为像贝多芬那样伟大的音乐家。
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学毕业后的冼星海开始意识到：在中国，很难产生像贝多芬这样的天才，所以不如务实一点，在学音乐的同时，要分享音乐，还要广播全国，感染全国。
冼星海在年夏天从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回到广州后与母亲团聚，在此后的一年时间内努力实践着自己在北京的学习成果。并任职岭南大学青年会音乐事业部主任，青年会ANY弦乐队主任，以及在培正中学教音乐。
年秋，休学一年后的冼星海在岭南大学预科开始继续学习。
学习音乐不只是独奏，还要欣赏和理解它的力量。
冼星海因为之前在北京抄写着很多歌谱和作曲的书籍，所以在继续学习各种乐器的同时，内心总有一些冲动，很想快一些把弦乐、笛声、琴等合奏起来。他每次练完乐器都要哼着刚才的曲子，手里握着笔或者其他东西来尝试指挥；有时候空手模拟着拉琴、弹奏弦乐，吹着笛子，幻想与演奏者合奏。
在11月的广州各界青年会联合表演上，冼星海终于实践了一次大型合奏演出。
在冼星海的内心坚信音乐携带着巨大的能量，自己学习的音乐知识就是打开这个能量的钥匙。
冼星海在读大学预科期间，有一位好友一直相伴其左右，他就是“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当时的钟敬文酷爱中国诗词，经常与冼星海交流文学。
（晚年的钟敬文）
在岭南大学读预科的这段时间，冼星海单独住着一个宽敞的房间，墙上依旧贴着平整明亮的贝多芬画像，好友钟敬文每次来到这里总会看到：冼星海叠好被子的床上总躺着一台耐不住寂寞的小提琴，琴弓搭在琴弦上。乐谱像是“天女散花”一样散落在桌子上，椅子上，地上。
钟敬文与冼星海一同生活、学习，他们之间拥有着十分醇厚的友谊。尽管过了近70年的时间，97岁的钟敬文接受专访的时候，还能表达出冼星海对音乐那种强有力的挚爱。
钟敬文晚年曾写词回忆到：“真有红灰狮子劲，棒纵横，挥出青春力。”钟敬文十分喜欢与冼星海交谈，喜欢聆听他的琴声，冼星海能用音乐把自身热切、真挚、豪爽有质朴的性格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音乐的波浪随着冼星海的手势而舞动，他把全部的力量与劳苦人的经历交织在一起，产生一种不可言语的力量，这力量的源泉来自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来源于那个时代经受着苦难正在奋进的劳动人民。
钟敬文每次聆听冼星海练琴和作曲都会沉溺其中，他觉得这是天下最有力度的声音，也是最温暖的声音。
冼星海喜欢称呼钟敬文为“密斯特钟（MR.Zhong）”。钟敬文与冼星海关于音乐交流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交换学问”，是把双方学习的专长进行交流。
一天，冼星海拍着钟敬文的肩膀说：“密斯特钟，我们可以做一次学艺上的交换吗？你教我古诗，我教你拉小提琴。”钟敬文十分惊奇，问冼星海为什么会对中国古诗词感兴趣，冼星海说：“为着我的音乐，一个学音乐的人，单做演奏者不行的。他必须能够创作曲谱和歌词，要能够创作歌词，就必须深深懂得本国的诗歌，退一步说，要欣赏和理解别人的歌词，诗的修养也是必要的。”
钟敬文听了这一番话，感觉遇到了知己，马上同意，但他并不喜欢学习拉小提琴。但觉得这样对星海不公平，就让他别介意，专门介绍一些旧诗的选本，让他多读多写。
钟敬文虽然与好友冼星海在岭南大学只有2年的相伴，但是他们始终有着心灵深处的对话，深知各自对待未来事业的热爱与真诚。
冼星海为音乐而人生。离开广州去上海，再去巴黎，再回国立志“音乐救国”。这一切都能从冼星海音乐创作上雄伟的风格和无尽的力量中看得到。
二、从上海到巴黎，音乐从未停止过
音乐从未离开过冼星海一天的时间，他曾为音乐而痛哭，原因不是饥饿和懦弱，而是他在悼念音乐道路上逝去的老师、朋友。
从上海到巴黎的这段时间冼星海经历了太多太多。而这些经历更是他宝贵的财富，他要把学习音乐、感受音乐，创作音乐的过程分享给大家，就如他回国以后在延安窑洞里的演讲“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整个窑洞一片寂静。随即，掌声响彻窑洞。
（国立音乐院部分教职员工的合影）
年，中国首位音乐博士萧友梅再次受到蔡元培先生的邀请来到上海担任国立音乐院的院长。这一年，对于音乐而言，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因为国立音乐院奠定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根本性基础和所有源动力。
萧友梅曾经多次向教育部提交报告，提议建立独立建制的音乐院，将音乐事业提升到国家与社会责任上，但并没有回应，最终只能在好友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下和促进下，萧友梅作为“音乐筹备员”前往上海，实现了国立音乐院正式建立。
建立之初，几尺小弄堂内，屈指可数的教职工，大房间是教室，校长室就在阳台上。萧友梅兼任“校工”，负责打铃，传达，清洁。萧友梅曾经说：“伦敦皇家音乐院成立之初只有20个学生，80年后，人以上，这些都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这就是音乐院的希望，希望热爱音乐的学生来到这里。
冼星海在广州早就听闻萧友梅老师在上海办学，而且萧友梅对待北京学生有优待：“凡是从北京转学上海音乐院的同学，准予免试入学。”
年，冼星海再次开始跟随萧友梅学习音乐。他来到上海，国立音乐院也刚进行了第一次搬迁，分设了男女宿舍。萧友梅特许冼星海可以半工半读，勤工俭学。这段时间冼星海为了可以让母亲不要再辛苦，就到处张贴教音乐的广告。
（从巴黎回国后的冼星海与田汉）
彼时，著名文艺活动家田汉正在为南国社招收社员。他看到冼星海的“教授音乐”的广告，就要他的三弟田洪去了解下，田洪回来说是一个穷青年冼星海，田汉思考后叫田洪去请他谱曲，过两天，曲谱就送来了，田汉叫张曙试唱，觉得蛮不错，于是冼星海就成为了“南国社”的朋友。
南国社曾经多次进行民间“正义”的演出，冼星海的事很快也被传到学校教训处主任耳边，因此被国立音乐院的教训处问话。
他们训斥冼星海：“学音乐的人是高尚、纯洁的，不同于戏子歌郎，学校是培养与凡夫俗子不同的天才。”
冼星海有着不同的观点，他认为音乐是需要普及的：
“我的主张是要把音乐普遍了中国，使中国音乐化了，逐渐进步上去，中国不怕没有相当的音乐天才产生。若不先提倡普遍音乐，恐怕再过几十年还是依然的中国，音乐不振的中国啊！”
此次的碰撞也使得冼星海对学校的强制教育十分不满，双方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未来。
此时，国立音乐院的日子不好过，萧友梅申请的费用被“上边”拖欠很久，他也正在想尽各种办法继续办学，所以萧友梅下边人更是因为被压抑的环境搞得烦躁不堪，开明的思想早已经被挤压成线。传统的管理思想开始显露，抵触很多外界的声音。
年暑假，学校因经济问题需要制定一个收费政策，萧友梅下令开始在暑假收取8元的宿舍杂费。这次事件一方面成为学生发泄不满的导火索，一方面成为“下边人”反对萧友梅执掌大权的机会。
别有用心的人在学生中制造“反对”的声音，并很快以欺负穷学生为由形成了一个“护校队”阻止学校正常办学。当时冼星海25岁，跟随着“南国社”一直进行正义演出，所以更是为穷苦学生叫不平。
大家开始都以为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而进行的活动，后来却变了味道。最后的结果竟然是十几名参与活动的学生全部退学。
对此，秉公办事，不谋私利，不徇私情的萧友梅也是受害者，主动请辞，他也为冼星海参与其中被劝退而伤心。
这件事，对于萧友梅和先行两个人都是不幸的，矛盾的激化下，观念是不可能统一的，情感的决裂也是不可避免的情况。
因为这件事，令冼星海十分悲痛。“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田汉的安慰和支持下，建议冼星海去巴黎学习，把希望寄托在另一片广阔的天空上。
那么重大的决定，冼星海写信告诉了岭南大学老师、同学、好友，希望大家能帮助自己的路费，很快就获得了冼玉清等人的支持。出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冼星海在田汉等朋友的帮助下藏身于一艘外轮的底舱水手房，一边打工一边学习来到了巴黎。
年代，巴黎已经成为世界的时尚和知识中心，马尔罗、海明威、毕加索等名人们握着手中的笔来到巴黎；徐悲鸿、傅雷、马思聪也来到巴黎。巴黎就像一个十字路口，诗人、画家、作家、音乐家都经过这里，然后再从这里前往吸引他们的另一个城市。
法国著名作家儒勒·凡尔纳于年写过长篇小说《二十世纪的巴黎》，曾经预测20世纪法国的发展，提到了“电流连线演奏会”，幻想借助电线的帮助下，把伦敦、维也纳、罗马、彼得堡以及北京的钢琴都能与巴黎的乐器联机。
由此可见当时的巴黎正沐浴着经济发展的春风，巴黎用艺术塑造了有理想的自由灵魂，艺术家们在这里高喊自由、平等、博爱。
然而在底层生活的人呢？曾经的贵族流浪街头，落魄的艺术家不得不跪地乞讨，农民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压迫仍旧存在。
年，冼星海踏入了这片“焦灼”的土地。冼星海在日记中曾经这样说到：
“感到国内学音乐的环境不方便，很想到法国去。同时我奢想把我的音乐技巧学得很好，成为一个国际的音乐家。”
（刚到巴黎的冼星海）
冼星海有着远大的抱负，但是现实却抱住了他的双脚，令他每次踏出一步都很艰难。本来路费已经捉襟见肘了。刚到了巴黎，只能先租一个小房间住下来，可再看看钱包，已经没有可以饱腹的余钱了。
吃饭很重要，但是一天可以只吃一顿，把时间用在音乐上。稍微稳定下来的他，还是想要去巴黎音乐学院看看机会。
据马思聪回忆：“当时我从音乐学院的课堂出来，有一位穿着破烂大衣的广东人向我招呼，那是我第一次遇到冼星海，他告诉我他不容易来法国，他是在船上做苦工来的，音乐是他的大志，提琴作曲是他一定刻苦去学习，他要我介绍提琴老师。”得益于马思聪的引荐，冼星海向奥别多菲尔学习小提琴演奏，老师了解他的生活艰苦减免了学费。
找工作，失业，再找工作，冼星海做过澡堂招待，洗碗工，服务生，保姆，茶房工，清洁工，甚至拿着小提琴在街边等待机会乞讨。饿饭了，又找不到住所，只能无目的地走在街上，实在支持不住了，在街上就软瘫下来了。幸而有那些外国的流浪者，没落的贵族救助了他。
冼星海认为音乐一定要继续，无论多么苦，不能停止下来创作，因为只有做了才有希望。
有一次，马思聪与冼星海在街上交谈，他们穿过几个街道，夜晚的巴黎是灯火通明的，冼星海带着马思聪来到他暂时工作的地方，那是一个热气从门缝跑出来的地方，是一家浴室，他在这里做跑堂的。
冼星海给家里写信，每次的地址都不同，可见他的生活居无定所。
这些工作并没有压倒他，他战胜了生活，他的抱负不但能实现，而且必将放出万丈光芒。他什么都做过，换来了什么呢？就是在这些努力之下创作出来一本乐曲。有独唱、有四重奏、还有《风》。
在巴黎的五年时间，冼星海搬了很多次家，为了学习更多的音乐知识，年，他只能租下一个“鸟笼”一样的住房。冼星海的年龄已经很大了，对于练习小提琴来说需要更刻苦，但是他说：“我不怕天，不怕地，就怕自己不努力。”
日以继夜的努力，朋友都劝他，算了吧，就怕上帝不会优待你。就算给你一天四十八个小时你也学不好了。
冼星海在自称蜜蜂窝的房子里创作，每天爬过一层高而直的楼梯，然后还有一层螺旋的高梯，约莫到了普通的四楼高度，才找到这个鸟笼的房子。只有一个成年人的高度，一张床贴着一个台子，台子上有一面叫做“牛眼”地朝着天空的玻璃窗。冼星海站在台子上，身子在窗外，沐浴着阳光，吸允着新鲜的空气，天空引领着自由、浪漫的音符飘在高处，一直向上。
他床头写着：“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这就是音乐家的执着，为了一个目标，为了更多人幸福而勇敢去做。
这年冬天，风猛烈地吹进来，煤油灯点着又被吹灭了。冼星海伤心极了，打着寒颤，听寒风打着墙壁。房间四处漏风，呼啸的声音让冼星海幻想着：一艘小船远航在海面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耳边的雷声、雨声在浑浊的天空下呼啸。
冼星海的心也跟着窗外的狂风猛烈撼动。一切人生的、祖国的苦、辣、辛酸，都汹涌起来。当晚，他借着风述怀，创作了画面感极强的《风》。
《风》是一首带人声的三重奏作品，《风》在法国公开表演过，在电台播放着。
因此，冼星海结识了俄国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他十分同情冼星海的遭遇。冼星海在自传中曾写道：“因得到普罗科菲耶夫的帮助，我考进了世界著名的两所音乐学校。”
冼星海的生活条件虽然简陋，但是他总能鼓起勇气面对困苦的生活，不断应用自己所学，创作新的作品，正是这样的一种执着和自信使得他拥有了更多的机会。
冼星海报考了巴黎音乐院，他也开始意识到接下来的生活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成长，正值创作顶峰的时期，作品的方向已经固定，而这份有关音乐的事业如何继续走下去呢？
，我将继续撰写冼星海的故事，从巴黎到国内，冼星海为音乐而人生。感谢您的阅读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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