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绍东
年前后的“教育革命”大潮中，曾竖起过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辽宁朝阳农学院两杆大旗。宗旨据说是为贯彻毛主席关于学生要学工、学农和学军的“七·三○”指示(年7月30日，毛泽东《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彻底颠覆“旧大学”的教学模式，让学员学些简易的农业科学知识后，迅速“社来社去”，为农村输送人才。于是，荒诞岁月中的上行下效之风立刻弥漫全国。
所有教材都由教师自撰自编
湖南华容县也由“县革委”统筹，于年办起了“胜峰共大”这所县级大学。我下放的所在地——华容县隆西公社也不甘落后，于年率先创办了全县第一所“社级大学”，即隆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时任民办教师的我，因有点拉琴编戏的小特长，被选入筹备建校的三人小组。公社党委副书记在第一次筹备会上就对我交代：开学一个月后一定得拿出一台像样的文艺节目。因此，我在惶恐之余不得不提要求，那就是在招生时每个大队必须选送一名有文艺素质的“苗子”。
选建校地址时，公社党委显得“别具匠心”，将其定在距集镇四五里路远的“舒南废湖”。那个“废”字并不准确，因为那湖足有亩的面积，历来是邻近数千亩良田的天然排灌(即旱时抽灌、涝时排水)水泊。所以建校时必须趁冬季枯水季节，更要埋下极深的基石。好在那湖边有座名叫“祭山”的石山，取石还算便利。我和另一名筹备小组成员——教语文的杨定芝老师合写的《建校组歌》中，便有了“东山伐高木，西岑炸巉岩，深沟排渍水，平湖垒高台”的句子。
隆西公社共有25个大队，故招生时拟定每个大队两个名额，正好凑齐一个50人的班级。招生条件是学员必须“根正苗红”，具备初、高中毕业生学历，入校后享受记大队头等工分、另加9元生活费的待遇。毕业分配则学江西共大“社来社去”的方式，只不过因招生“源头”是大队，便将其改成了“队来队去”。
课程主要设政治、农技、理化、语文、文艺五科，其中劳动作为必修课，占总课量的四分之一。此外，有两届还办过专讲柴油机和牲畜防治知识的短训班各一次。至于教学内容，因无例可循，只好“敢为人先”，土法上马——政治以学“毛选”、报纸社论、初中课本的《社会发展史》为主;农技、理化内容由任课教师自编;语文则在初中文化的基础上，着重讲些写新闻报道、材料报告及农村应用文的知识;至于我教的文艺科目，则是从识简谱开始，后来又增添了学胡琴、笛子等民族乐器的内容。所有的教材都是由教师自撰，再自刻钢板油印下发，为此几位教员都因刻钢板指间起了硬茧。总的来讲，以上内容可用公社教育组付友铭交我谱曲的《隆西共大校歌》的歌词来概括——
赤脚套草鞋，宝书怀中揣，满怀豪情上共大，迎着朝阳阔步来。砸碎旧教育，敢把新路开，学习朝阳农学院，面向农村朝前迈。
社会作课堂，实际作教材，三大革命天地广，贫下中农“传帮带”。互学又互爱，队去又队来，“七·三○”指示指航向，共产主义放光彩。
“共大学生，根在农村”
从年到年，“隆西共大”强撑了5年，共招了三届学员。从表面现象看，一些“正面情节”似乎仍值得品味。
担负建校任务的第一届学员，其吃苦耐劳、以苦为乐的精神风貌值得称道。记得学员刚招全不久，师生们即往距校址三四十里外的某丘岗伐树，以作建校时的屋檩和其他用木。没想到这群二十上下的后生小辈，拉长锯手起了血泡无一人吭声;抡斧头砍树枝时，多半人都让枝丫戳伤了身体，也无人“下火线”。再就是在开始建屋、抬打墙脚的岩石时，好几名愣头小伙都不知轻重，抢抬巨石扭伤了腰肢，仍不休息，贴几张膏药接着去做递砖、和泥之类的轻活。因此在《建校组歌》中才有了这样的词句：“你推沙，我抬岩，他担黄泥筑金台;高楼建在金台上，万古千秋也不坏。”“举钢钎，山劈开，不尽宝藏滚滚来;宝藏献给公社去，教育革命鲜花开。”
每届学员在第一学期时，校风学风也都算好。说到这点，首功当归“三人筹备小组”的首席成员兼政治教员的潘秋林校长。潘校长原是隆西公社舒垸大队的支部书记，务实能干，生性淳良，且很有文化水准。记得他在开学之初就亲拟了一篇四字一句的“学员守则”，其中有“共大学生，根在农村;乡亲送养，学为乡邻”和“共大精神，源远意深;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句子。事实上，这些文字与当时讲假话空话的“潮流”似乎欠“合拍”，可它毕竟贯穿了“共大”生命的始终。所以学员们在第一学期时常能拾金不昧;那时大多将饭票就放在课桌内，也没听谁说过短少。某学员的家人遇车祸时，大家都能掏出两三元钱踊跃相帮。在学习上，大家勤奋刻苦——每学期的课堂笔记本都能写满，且大多工工整整。
建校后的前三年，“共大”算是在一定范围内有了点名气。一是“政治名气”。建校后不久，学校就用三胶板制作了四块颇美观的展板，此时段内的“学小靳庄”“批资产阶级法权”“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校方都奉公社旨意，制成精美版面后在集镇展出，起到了“时代排头兵”的作用。
二是“促进农业生产名气”。即每逢寒暑假和休周日时，不少学员都能在回队后学以致用，在“牵绳插秧”“推广良种”“配施化肥”等农业生产问题上起了很好的作用。当时，一篇《共大学员为生产队修抽水机》的稿件，还上了《湖南日报》。
三是“文艺演出名气”。这种影响又分“实地演出”和“舞台演出”两种。“实地演出”是指“共大”有了点名气之后，曾先后迎来10多个参观团队，压轴戏便是学员们的演出。如果正赶上学员们下田劳动，就打着赤脚在田头献演，没想到这种“赤脚戏”反而更加激动人心。“舞台演出”是指参加年全县文艺汇演。记得为参加那次汇演，我还“别有用心”，怂恿公社下了大本钱。先是从全社抽调“文艺尖子”，假作学员担任领舞领唱，又从全社抽调了几名“玩乐器”的高手担任伴奏，最后还花了不少钱制作服装道具。因此当白天的“走台”——在县剧院的预演一结束，组织者就将我们的节目定在最后，并慷慨给予半小时的演出时间，让我们将《建校组歌》从容演完。记得演出结束时，全场欢声雷动，评奖组马上给予我们特等奖，还有几位县领导上台和我们合影。我在那次演出中也算出了点风头——组歌中的二胡独奏曲《共大颂歌》，便是由我演奏。只不过因我年龄与学员相仿，观众不知是教员在冒充学员而已。
“共大”停办
年年底，“隆西共大”第三届学员才读了一期就解散了。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国家已恢复高考，并将知识分子也纳入劳动者范畴等政策变化。然而作为当事人的我觉得，即使国家的政治气候当时尚未“由阴转晴”，“隆西共大”的寿命也不会很长，这就不得不说说“共大”的负面影响。
首先是自“共大”占据舒南湖不久，就引起了周边几个大队的反感，甚至是“仇视”。如前所说，这舒南湖本是邻近数千亩良田调剂旱涝的有效水泊，可“共大”在此建校后，干旱时这些良田就变得再无处寻水;雨涝时田里的水不但无处排泄，反而遭“共大”为“自保其田”，不断将湖水外排漫淹良田。于是便出现了两桩祸事：一是“共大”学员和“贫下中农”各自为泄渍水，两相争执，几次动了锄头扁担;二是“贫下中农”数次持锄头铁锹往公社告状，扬言要将“共大”的围堤铲平。
其次是因前两届学员在“学成”回队后，许多大队和“贫下中农”纷纷反映，其劳动观念反比上学前要淡薄，全没了打赤脚穿草鞋也挺胸昂首的风貌，有的还成了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之徒。举一个例子，有个学员回队后父亲见其变懒，便扇他几耳光逼他下田。没想到他为赌气，竟穿着鞋袜“咕咚”一声踏进水田，其父见了哭笑不得。此类情况，有好几名大队支书集体向公社领导反映过。故当这些情况塞满公社领导的耳朵之后，必然会令其认真思考“共大”的存留。
促使我从另一个角度思考的主要还是当年发生的一次“改戏词事件”。那是在第二届学员的最后一期，我曾写过一个叫《回村路上》的小戏让学员排演，中间有个叫“爱农”的女生，回村后这样对众女友描述：“共大呀!(转唱)她本是文化革命的丰收果，教育革命的胜利花，延安抗大的革命旗，共产主义的新生芽，消灭三大差别的尖刀班，横扫封资修余毒的铁扫把——队来队去当农民，叫我怎么不爱她?”没想到当学员离校之后，我却在其寝室门上发现了这样一张公然贴着的字条：“共大呀!它本是专说假话的牛皮店，专唱高调的大喇叭，专撬巖头的采石队，专拌灰浆的泥菩萨，两年青春糊里糊涂过，理想的前途又在哪——队来队去盘泥坨，叫我怎么能爱它?”
见着这字条我的心猛然一怵：看来它说的是真话，而我写的戏词却通篇是假话!这样，一个疑问便豁然冒出——当年的我为何要睁着眼睛说瞎话?
为生存被情势所逼无疑是准确答案!这就不能不令人沉痛思考。彭德怀身陷囹圄时曾说：“文革”假话之风的危害不仅是在当时，更大的遗毒恐怕是将贻害几代人。故从这个角度看，否定“文革”是历史的必然。而不让“文革”的悲剧在中华大地重演，则是每个国人现时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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