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8世纪下半叶，康德面对的思想挑战似乎是难以应对的一种挑战：一方面，要将这两种主张协调起来：科学可以获得关于世界的可靠的和真正的知识，而哲学认为经验根本产生不了这样的知识；另一方面，又要将宗教认为人在道德上是自由的主张，同科学认为自然完全受到必然规律支配的主张协调起来。
由于这些主张存在错综复杂的和尖锐的冲突，便产生了深刻复杂的思想危机。面对这种危机，康德提出的解决方案其结果同样是复杂的、卓越的和权威性的。康德深谙牛顿的科学及其杰出成就，毫不怀疑人类已有方法接近可靠的知识。不过，他同样也感受到了休谟对人类心灵的无情分析的冲击力。他开始怀疑关于世界本质的绝对命题，而纯粹理性的思辨的形而上学貌似有能力提出这样的命题并且陷于有关这些命题的无穷无尽的似乎永无止息的争论和冲突。
康德认为，阅读休谟的著作使他从“独断论的睡梦”——也就是受到将莱布尼兹思想系统化的哲学家沃尔夫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学派的长期熏陶的绪余——中惊醒过来。他现在认识到人只能理解现象，任何游离于经验的关于宇宙本质的形而上学的结论都是毫无根基的。康德证明，这样的纯粹理性的命题，逻辑论证可以提出反对它们，也可以给予支持。任何时候只要心灵试图确定在感觉经验以外的事物之存在——比如上帝、灵魂不死或者宇宙永恒——就不可避免陷入矛盾或者虚幻。因而一部形而上学的历史就是争辩和迷惑的记载，全然不是什么渐进式的进步。
心灵需要得到经验证据才能够获取知识，但是上帝存在、灵魂不死，以及其他这类形而上学的东西根本不会变成现象；它们不是经验的。所以，形而上学乃为人类理性能力所不逮。但是休谟对因果概念的分解似乎也削弱了自然科学必然能够获得关于世界的普遍真理的主张，因为牛顿的科学乃是基于一个如今已成不确定的因果原则这一假设的实在之上的。如果人类的一切知识必须来自对具体事例的观察，那么这些事例是绝不能合法地普遍化为确定的规律的，因为我们只能认识到一个一个的孤立事件，而决不是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
尽管如此，康德无疑相信牛顿借助实验确实掌握了绝对可靠而普遍的真知。谁是正确的，休谟还是牛顿？如果牛顿得到了确定的知识，而休谟证明这样的知识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什么牛顿可以获得成功呢？在一个现象世界里，确定的知识如何可能？这就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要完成的一个艰巨任务，他的解决方案就是要同时满足休谟和牛顿的主张、同时满足怀疑论和科学的主张——由此解决横亘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认识论的根本困境。
数学真理清晰而严格的必然性长期以来为理性主义者——尤其是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提供了一种担保，那就是在现代充满怀疑的世界里，人类心灵至少有一个获得确定的知识的牢固基础。康德本人长期以来一直相信，自然科学是科学的，正是因为在确定的范围里它接近于数学的理想。实际上，正是站在这个基础上，康德本人为牛顿的宇宙论做出了一项重大的贡献，他证明，通过严格的必然的可测量的物理引力，太阳和行星联系在了一起，并按照哥白尼和开普勒所确定的运行轨迹运动。
诚然，在尝试把推理的数学模式沿用到形而上学的时候，康德确信纯粹理性在这些问题上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在感觉经验的范围内，如同在自然科学的范围内，数学真理显然是成功的。不过，自然科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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