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自然科学受益于旅行者、编纂者和理论家之间的合作时，旅行者和哲学家之间的关系在18世纪末却变得很糟糕。直至19世纪末，大型的科学考察包含了所有的自然科学专家植物学、动物学、生物学、天文学，以及人类科学专家地理学、民族志与语言学。
在年轻的自然科学领域，他们以亲密无间的团结作为标志。与之相反的是，在人类科学领域，观察者和理论家之间的关系却非常紧张。这是为什么呢？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已看到布丰依据德·布罗斯完成的概述，后者编纂了前几个世纪旅行者的记述。在人类科学领域，我们已经看到，蒙田受启发于让·德·莱里与希罗多德的著作，并且去使用报道人各种各样的见证。在18世纪时，一种建立于对科学工作既尊重又批评的分工上的合作，得以在自然科学领域繁荣，那为何单单在人类科学的领域里就行不通呢？
我们曾将“哲学家”称为房间里的学者，他们负责概述对人类文化的描写，却“不用离开他们的扶手椅”。这一形容后来被职业的人类学家用来批评“扶手椅上的人类学家”。像博物学家一样，哲学家曾投身于人类科学的建设，但他们的努力极少涉及旅行的成果。一些哲学家从对自然状态的构想开始进行推理，这种猜想从未得到证实，也无法被证实，即如何得以观察到不存在社会的人群？这些哲学家很少囿于旅行记述，如霍布斯，对他来说人天生是恶的；或者卢梭，对他来说人天生是善的。其他哲学家代替了学者型旅行家，他们与一个脱离原境并被搬移到欧洲上流社会的当地人建立一种想象的关系。
他们的冒险正是对当时风俗展开一种讥讽的、政治的与社会的猛烈批评的时机。因此，孟德斯鸠于年出版了《波斯人信札》，狄德罗于年出版了《布干维尔航海补遗》。他们通过揭示外国人的出现及其改变坏境的经历，从而嘲笑他们的同代人。毫无疑问，我们今天可以将这两部作品当作出于距离化的民族志进行重新解读，它们讲述的不是野蛮人，而是所谓的文明人。野蛮人身份的双重性同样是当时许多文学作品的核心。在年，我们已经在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找到两个虚构的角色，坏人卡利班和好人爱丽尔，他们代表了野蛮人的两面。
在他们的船遇险之后，贵族普罗斯佩罗和他的女儿米兰达生活在一座岛上，那里也住着被普罗斯佩罗用魔法成功降服的卡利班可能是“食人者”一词的异位构词。这里与蒙田和莱里的贵族野蛮人形成对比。卡利班是一个半人怪兽，与充满天赋并且顽皮的爱丽尔是性格相反的双胞胎兄弟。莎士比亚这部作品有很多后继者。卡利班和爱丽尔分别代表了被殖民者的两面：反抗者与顺从者，就像安的列斯作家艾梅·塞泽尔在年的作品《一场暴风雨》中所描写的那样。莎士比亚自己也受到很多欧洲记述的启发，如麦哲伦考察团队成员的记述和一个遇难船只幸存者的记述。
此外，他还读过蒙田于年被译为英语的作品。一个世纪之后，丹尼尔·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于年以英文出版。此书受到另一个遇难船只幸存者记述的启发。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文明人是如何被转换到野蛮的生活之中。20世纪的读者们只记住了一个好的野蛮人的形象，即星期五，但食人者的形象也同样存在着。在这个对他者抱有幻想和对社会充满讽刺的时刻，出现了一些尝试，即利用二手材料的编纂，将对过去文化的继承理论化，或者将他们在地球上进行重新分配。
因而，那不勒斯历史学家詹巴蒂斯塔·维柯在他年出版的《新科学》一书中指出，要从历史资料中发现一种三阶段的周期，及发展、成熟与衰落，这一周期对世界所有的民族都适用。不久之后，孟德斯鸠因试图定义主导人类法律多样性的科学法则，发展出了一个基于气候影响，尤其是受到温度影响的地理决定论。年，《论法的精神》出版，它展现了特别是在野蛮人当中，习俗和国内政治制度对自然和气候的直接依赖。这种地理决定论，长期被认为是错误的，但它并没有妨碍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自愿从孟德斯鸠那里借用这种决定论，从而去解释文化的多样性。
事实上，维柯像孟德斯鸠一样，为不同于19世纪的生物进化论的社会进化论建立了基础。只要旅行者不觉得自己介入到一项科学的集体工作中，他们就不会担心来自哲学家的批评。不过在18世纪，科学旅行成为一项真正的制度，并且这种考察大范围地联合了博物学家、画家、语言学家和民族志学者，他们出于同一个科学使命而聚集在一起。而哲学家表现出的轻蔑，破坏了这些旅行者的职业荣誉感。科学旅行最终得以正名，成为一种开销昂贵的考察，它由政府提供资金上的赞助，由学术机构提供科学上的支持。
16世纪的大型远航，这种类型的考察只保留了航行日记的做法和探险的集体维度。以下的这些混淆都是错误的，那就是将18世纪时以科学为武装和目标的探险者，混淆于中世纪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以及他的犹豫与恐惧，或是混淆于与宗教战争做斗争的维莱加农地考察。尽管出现了两个最早的自主性的概述，即维柯的历史演变和孟德斯鸠的地理多样性，但这两者都是对社会意义上的人进行思考，而不关心实际的人，因此，继续将博物学和民族志式的观察与奇珍收藏室的形象联系起来，这一做法在这些旅行中并没有减少。在人类科学方面，探险家的报告与房间里的概述之间差距加大。
同时，那些新兴的人类学、地理学、语言学的协会，开始广泛并系统地传播新的《旅行者指南》。这些指南以同样的形式重拾旅行手册的传统，但为了做到系统而客观地描述，它放弃了培养正直的人这一人文主义目标。在人类科学领域内，必要的概述作品是否对孤独的研究者来说过于庞大？换句话说，孟德斯鸠的工作比布丰的更为繁重吗？又或者，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发现普遍的法则，换句话说，将从未以同样形式重复的现象的起因归纳出来，是一种固有的困难吗？处于这一知识的描述阶段，难道不更应该指出一种建立社会科学专有分类的困难吗？
这种困难与下列事实相关：当地人所说的与植物学家相反，他们用一种不同于学者和旅行者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世界。实际上，在18世纪时，关于社会的新兴科学，最缺乏的就是哲学家对田野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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