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品牌之道（第二版）——商务印书馆年》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写
周恩来总理亲订《新华字典》
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亲自修改《新华字典》年版修订稿的往事，每每令人感慨万千。在这个“世界之最”的背后，一方面，它是当年国运多艰的一个缩影；另一方面，它又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周总理的学识和人格魅力。
有关部门关于《新华字典》的修订出版工作进展缓慢。“年2月11日，周总理又催问：‘工具书出版了吗？《新华字典》还没定下来吗？’”周总理还说：“《新华字典》也是从《康熙字典》发展来的嘛！编字典可以有创造，但创造也要有基础。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新的出不来，旧的又不能用，怎么办？”“年3月23日，周总理又口头指示：‘《新华字典》（试用本）还是早点定下来。’”
在《新华字典》的修订工作开始前，有关部门结合当时的政治思想观念，曾对《新华字典》做过“自纠自查”的工作。但是到了修订开始后，问题又被扩大了。扩大了修改面，提出了多条修改之处。
总理看后指出还是不要大改，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不改不行的以外，一般都不必改动。根据总理指示精神，最后修改了64处。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袁亮先生对此有更具体的回忆：“周恩来看到《新华字典》修订小组送审的第一稿后，见到原字典中的‘陛下’‘太监’‘僧侣’等许多词被删去，即要刘西尧转告修订小组：不能认为‘陛下’等都不能进字典。字典是工具书，有它的特点。反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字和词仍要用。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不能主观，有些知识还是需要的；人民要了解历史，历史上的一些事物应该介绍的，不要回避。他还特别强调：字典除确实有错须改外，一般不必大改。”从“字典除确实有错须改外，一般不必大改”这句话看，周总理对《新华字典》的质量确实很放心。
从修订者提出的多处修改意见，到经过周总理干预后确定的较少的改动，可以说，周总理把极左思潮对《新华字典》的影响降到了最低的程度。联想到年版第一次印刷前的征订数字即达多万册，周总理的这一做法，对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本书通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等一系列著名图书品牌的出版实例，以及近年来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开拓创新的机构建设及活动实践，生动而详尽地讲述了众多感人至深的品牌故事，深刻揭示出商务印书馆百余年的品牌经营之道，再现商务印书馆面对新的时代所焕发的勃勃生机。
2.《笛卡尔语言学：理性主义思想史上的一章》
[美]诺姆·乔姆斯基著；田启林马军军译
语言的创造性现象对心灵科学至关重要。
笛卡尔有可能不愿意让别人觉得他看起来是在用自然主义的方法来解释心灵。
笛卡尔试图用科学提供的方法，特别是接触力学所用到的方法，解释语言使用现象中的创造性。从接触力学的确定论角度审视，语言的创造性现象是荒诞的。于是笛卡尔推论说，如果科学无法解释这类现象，一定是因为某种非身体的东西发挥着作用。笛卡尔称之为“心灵”。
笛卡尔假设(但并没有经过论证)人人都知晓自己有心灵(按他的说法讲，人是理性的、思维的存在)。那么如何确定其它的存在(如类人类、动物或机器)是否也有心灵?他建议可以对他们进行提问或诱导他们说话，然后观察他们的语言行为。他认为，观察使用语言的方式足以能够确定你是在和人类而非僵尸、机器或动物交往。之所以足以能够确定，笛卡尔认为是由于人类使用语言时体现了创造性。他十分严谨地指出，他所说的人类包含各种智力的人，显然与教育程度或社会地位等无关。
但是，这种创造性不存在于其它生物体的行为和行动中，即使它们经过训练会发音或写字。这种创造性也不存在于机器中，即使这些机器已经内建或内置了发音或写字程序(或通过广义学习程序“学会”了发音或写字)。笛卡尔写道：
没有一种动物或机器，能像人类一样为了向他人表达思想而使用语词或把其他符号组合在一起。我们当然可以设想构造一台可以发声的机器，甚至发声的同时做出对应的肢体动作从而引发器官变化。……但我们不可想象这样的机器能像最愚笨的人那样把语词组合成不同的序列，从而对呈现的任何问题给出恰当的、有意义的回答。
我对笛卡尔的观点做一点解释。他注意到，不同于机器或动物，人可以组合生成无限多的语句，而且能让这些组合承载意义，恰当连贯地符合语篇语境的要求。
现实环境中可能没有任何东西导致这些语句出现。
全书主要由以下部分组成：语言使用的创造性；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语言学中的描写和解释；语言的习得和使用。在这部著作中，乔姆斯基把当代语言理论的根源追溯到17世纪。例如，有关“表层结构”和“底层结构”的设想其前身可以在法国“保尔罗雅尔语法学者”中找到，现代语言学的其他重要观点可以溯源至笛卡尔，这些观点如人类先天就有语言原则的知识，借助天生的原则和结构，人的心灵能够从各种感官中吸取零散的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解读。
3.《狄更斯传》
[英]克莱尔·托玛琳著；贾懿译
他们不是狄更斯用同情和诙谐博取全世界的笑和泪去辩护的救济对象，某种意义上这些孩子就是他。
狄更斯自己的说法也表明，就算在那个脆弱的年纪里，他也仍然机智、小心、有条理，他已经感受到了自尊。他成功地让父亲改变了他不喜欢的生活条件。他制定自己的预算并把硬币分别装进小包，每个小包表示一天的开销，其他的则不能去碰，这样他就能撑到下一个发薪日。他在工作场所也十分要强，从来不表达他的感受，不让任何人知道他的父亲在监狱里，更不允许任何人看到他的痛苦。
他甚至在他生日那天郑重其事地到威斯敏斯特的一家酒吧里去点了一杯“最好的麦芽酒……看起来很在行”，这令房东夫妇颇为惊奇。他开始对自己的观察力和记忆力有了自觉。有天晚上他在马夏尔希看到一群囚犯聚在一起签署一份“在国王生日当天允许饮酒”的请愿书，他觉得这是一个富有喜剧特质还带着哀婉的场景，便把每个人的行为态度记在脑子里，在工作时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进行再创作。
济贫院里的死婴，有关监狱的想法，还有那生活在恐惧、无知和不幸中的年轻女人，这些都让他很不好受。第二天早晨，他给他最亲密的朋友约翰·福斯特写了一封信。“不管是因为可怜的婴儿，还是他可怜的母亲，或是棺材，或是我的陪审员同事们，我没法说……”
查尔斯·狄更斯自孩提时代就在观察周围的世界。在过去六年里，作为一名记者和小说家，他向大众报道他所看到的一切。许多事让他愉悦，但更多的事让他感到苦恼：他在伦敦看到贫穷、饥饿、愚昧和污秽，有钱有势的人却对这一切冷眼旁观。他已经凭借能力和少有的天赋摆脱了贫穷。但他从未忘记自身的贫穷，也从不回避。他在自己的书里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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